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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观方法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海荣    2017-06-09 08:00:51

 

党史研究工作者对村干部和村民进行口述史访谈

  微观史研究有利于增强党史学宏观叙事的“科学性”

  还原历史、使研究尽可能客观与真实,是史学研究者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党史学人的终极关怀。研究成果唯有真切、真实,才会体现科学性。科学性既是党史学的生命力,也是发挥其“资政育人”功能的有力保证。

  从理论上讲,宏观研究应以微观研究为支撑,微观研究需以宏观研究来统领,如此,方能为科学地研究党史打下牢固基础。目前来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宏大叙事和概括总结,宏观史研究在党史学界一直拥有相对的主导地位。辩证地看,宏观史研究对构建党史学“元知识”有着基础与参照意义,同时也起到了资政育人作用。然而若过于偏重宏观的概括和论证,对党的历史微观层面的研究重视不足,就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固化思维倾向,甚至影响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与科学化进程。

  为避免这种情况,要重视对党的历史研究中的微观视角,通过对党史宏观叙事中的一件事、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等诸如此类的个案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梳理,把微观层面作为史学研究的着眼点。这样的研究,并不等同于取代或解构了“宏观叙事”,相反,还能为宏观研究提供生动的注脚。细言之,即借助显微镜式的微观探头,将枝蔓缠绕的复杂情境呈现出来,使历史变得“有血有肉”,贴近真实。这种有血肉、显肌理的历史,更能引发研究者的深度思考。这样,政治逻辑、历史逻辑与生活逻辑等解读历史的不同之“角度”,得以“琴瑟共鸣”,相互衬托,以此建构起来的“宏观叙事”才“靠谱”,其科学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立足于微观的中共党史更能丰富和支撑宏观研究

  长久以来,中共党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角度相对比较宏观。对此,胡绳有过评论。针对一些主流研究部门写党史“多半都是会议史,写法基本上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的状况,他提出:应该多写人民群众,总是写政治、写政策,最后没有写到具体的人,没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社会具体的变化身上,所谓的政治就成了悬在空中的东西。这般历史就会消解其凝聚人与涵养人的应有成效。

  历史是人的历史。不管男女老少、地位高低,都存在主体性表达,因之所演绎出的历史纷繁复杂。就政党而言,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具体到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往往双向互动,尽显历史的“复杂性”与“合力性”。例如,1956年至1983年的中国农业集体化时期,在农地经营问题上,当党和国家倡导集体生产、集体经营的时候,有些地方的农民,坚决表示愿意“分田单干”;而1982年前后,当政策提倡搞“大包干”时,有些农民却坚决反对“分田单干”。比如“大包干”之后,北京窦店与韩村河、河北省周家庄等地集体经营模式的存在,给现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提供了深度思考与多元参照。

  总之,微观视角的研究透视出的丰富性,恰恰可以用来充实、衬托及支撑宏观历史研究。如上所述,把农民作为研究中国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视角,能够使史学的研究和分析论证更为充分客观。此种研究方法能够使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背景和科学性得到更好诠释,进一步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增加了人们的历史认同感,党史也不再“单调空洞”。这种“上与下”结合展现主体能动性的历史,主干与枝蔓兼具,充满张力,客观真实。

  微观史研究同样能深度诠释党史学的“整体性”

  关于史学研究的整体性思维,对其深入理解和诠释,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上,需要借助研究实践进行细致揣摩和辨识。整体性研究思维不仅不排斥微观历史,反而因丰富鲜活微观史的聚焦与引申,使自身变得更有层次感、纵深性。离开了具体研究实践,没有研究过程中的深切体悟,主观地认定微观史研究是“碎化”、宏观史研究为“整体”,以这种思维方式主导研究方向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以下探讨,或许有助于理解此类问题。在一次关于中共党史学研究方法的论坛上,关于微观个案研究,当主讲人围绕“一个乡村业余剧团变迁(1942—1992)”讲述时,有位研究生提问:间隔很久的这段历史如何进行材料收集?微观个案研究能否有整体观照?

  关于材料收集,所给予的回应是:通过田野调查,尽可能获取相关村台账、当事人或知情人口述资料;查阅所在县域历史以来的文教档案,了解县委、县政府有关乡村业余剧团方面的指示和报告(包括永久卷和长期卷);到地区乃至省一级档案馆查阅省委、省政府特别是相关文化部门对乡村业余剧团的各级指令与执行反馈(以计划、报告等形式出现)。其中,中央层面的相关政策指令已在列,需要留意。而为使研究有比较视野起见,应查阅职业剧团变迁中的相关档案,对其他地域乡村业余剧团同样选取典型性个案进行调查。与此同时,还要关注不同时期乡村戏剧的研究动态,特别要深入思考伴随着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乡村“唱大戏”功能是什么、发生了什么嬗变;等等。据此,后一个问题显然也有了答案。

  上述围绕主题的层层剥笋与延展,体现出历史研究的“贯通性”或曰“博通性”。准确地讲,于史学而言,整体性思维应该是“贯通意识”。因为“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即便要谈“整体性”,更为可取的是“贯通”基础上的归纳和概括。

  治史的贯通或曰博通,借用严耕望先生的思考,可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区域,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面的时代背景可能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诚然,历史研究的整体性(或曰贯通性)能否被较好诠释,不仅取决于宏观研究,还要注重微观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能够使党史研究更加深化、更加科学完整。此外,还在于研究者的学养。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深浅高下,根本取决于研究主体学养的“薄”与“厚”。学养越深厚,研究会越有问题意识、复杂性考量,具备“包容性”。由此,研究成果体现出的是用证据(史料)说话,和风细雨,不偏执、不空泛。也就是说,研究者的学养越深厚,宏观和微观视角研究的视野越开阔,结合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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