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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习近平复兴中国》 连载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美〕罗斯·特里尔 主编    2016-10-31 09:58:18

  少活几年,先把生活搞上去,行不行?

  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走发达国家发展的老路和现行的一些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中国难以为继。“如果中国这么走,全球的资源、能源都不够中国用的。”

  他明确传达出这样的态度: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这方面不是别人要求我们怎么做,而是我们中国必须这样做”。

  以往谈及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中国往往更多地强调“国际责任”,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减排压力、“绿色壁垒”。中共十八大之后,话锋为之一变,在习近平的多次表述中,绿色、低碳、循环,成为中国“另辟蹊径”、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并且是自主选择。

  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论及“生态文明”,其实质是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再进一步说,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是: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国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复杂,难度前所未有。传统煤烟型污染与臭氧、PM2.5、挥发性有机物等新老环境问题并存,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工业与交通环境污染交织。

  之所以“难度前所未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不仅导致污染状况千差万别,而且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更需要精准掌握。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产业结构由低端迈向中高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还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偏重、发展模式粗放等问题仍然在一些地区具有“锁定效应”,经济总量和增量仍在持续上升,污染物新增量依然处于高位。特别是,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一些地方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和动力会减弱。

  未来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有3亿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城镇人均生活能耗是农村人均水平的1.54倍,未来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增加生活垃圾1200万吨、生活污水11.5亿吨,消耗8000万吨标煤。

  经济发展初起阶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主要方面是“环境怎么办”,通过制定排放标准等限制性手段,对招商引资、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补救。随着经济突进,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压力逐渐接近甚至突破了生态环境承受的边界,这时的问题变成了“经济怎么办”,因为经济发展受到生态环境承载边界的约束,再按照过去那种模式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容量成为刚性约束,但发展又不可能停摆,怎么办?空气河流都是流动的,但GDP是各地自己的,怎么办?东部地区已经在谋求经济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还寄希望于承接发达地区淘汰的落后产能,又怎么办?

  新华社旗下杂志《半月谈》2016年初刊发了一篇关于河北压减过剩产能的报道,生动刻画了这种难解的纠结。

  报道说,2013年以来,河北省武安市淑村镇取缔了237个石灰窑,占全市70%以上。土法烧窑污染严重,取缔天经地义,可真动手时,干部、群众都很纠结。有窑主向当地干部恳求说:“拆窑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这我知道,可我们这代人甘愿受污染行不?我们少活几年,先把生活搞上去,以后子孙后代就能呼吸新鲜空气了……”拆第一座窑时,附近村民都来了。挖掘机扒掉烟囱时,几百人都哭了。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习近平对于地方管理者的要求是: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

  具体到京畿河北,“少活几年,先把生活搞上去”这笔账究竟是否划算?2013年9月,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说,你们算了一个账,一吨钢的利润,现在值4角多钱,去年值一瓶矿泉水,再往前值两斤猪肉,以前还值一部手机呢!就这个附加值含量,要那么大的产量有多大意思呢?造成的资源消耗、污染、排放那么大,这个账要算清楚啊!

  对地方官员面临的考核压力了如指掌的习近平说:“要给你们去掉紧箍咒,生产总值即便滑到第七、第八位了,但在绿色发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花、当英雄。反过来,如果就是简单为了生产总值,但生态环境问题越演越烈,或者说面貌依旧,即便搞上去了,那也是另一种评价了。”

  针对地区差异问题,他指出: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看怎么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看怎么优化产业结构,怎么继续起到领头雁、火车头作用。青海是“中华水塔”,西藏是世界屋脊,如果把青海、西藏污染了,多搞几百亿的生产总值又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在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资源承载力极限和生态环境灾难,也被归入其中。

  有学者分析说,中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不仅透支了大量宝贵资源,更使许多地方的经济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甚至形成了路径依赖。这种状况如果再不改变,未来不仅无法占领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目前的地位都可能失去。世界上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下决心转型升级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绿色发展被视为时代潮流。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绿色新政”,欧盟制定了《欧盟2020》发展战略,日本推出了“绿色发展战略”,韩国提出了《国家绿色增长战略(至2050年)》。以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制定了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国家行动计划》。

  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绿色工业革命堪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落伍了,以电子和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只赶上了半程。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与发达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一些诸如技术和资源领域不仅并不落后,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将绿色工业革命视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把环境约束转化为绿色机遇”,“在节能产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电子技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海洋等战略性绿色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抢占未来世界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可以说,绿色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支点。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说,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共积极探索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升华,带来的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也是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

  绿色发展首先需要执政党转变理念,同时也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带来“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将超越和扬弃现有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

  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将因“绿色”的拉动而升级。

  长汀故事未完成

  30年前提出“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25年前提出“绿色工程”;10年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又强调“绿色发展”,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常常说“久久为功”,他关注生态文明,有着数十年的积累。

  1985年,习近平在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期间,主持制订了《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其中强调:“保护环境,消除污染,治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人民生产、生活的迫切要求。”

  这份文件还特别申明:“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

  那一年,人类第一次在南极上空观测到“臭氧空洞”。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全球环境问题爆发的第二个高潮期,出现了全球性的大气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被破坏;大面积生态破坏事件频发,如森林被毁、草场退化、土壤侵蚀和沙漠化;还有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如农药泄漏事件、核电站泄漏事故、油船泄漏事故等。

  1985年的中国,计划外生产资料的自由交易取得合法地位,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被放开,1985年至1988年,中国乡镇企业数量从1200多万上升到1800万。资源配置的变化,激发了经济迅速增长。而同时,城市人口在改革开放后也保持快速增长,城市化率1988年达到25.8%,产业发展、人口密集带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固体废物增加,使得环境污染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这一年,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开始出现常态性的断流,而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正与环境污染有关:澄溪中学附近有一家化工厂,天天排放有毒的气体和废水,学校师生和附近居民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但厂方以生产任务繁重、技术力量薄弱和经费开支太大等为理由,回避解决问题。考生被要求以“澄溪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反映情况,申述理由,呼吁尽快解决。

  看起来,这座化工厂很可能就是一家乡镇企业。而一直被视作中国社会焦点风向标的高考作文题,也足够耐人寻味。

  即便环境问题已经出现,但在那个以满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年代,要说出“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这句话,遏制住追求经济增速的冲动,对于一名最基层的“县官”来讲,殊为难得。

  在福建任职的17年,是习近平主政地方、层层历练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的“绿色发展”思路也日益成型,并落实在具体的执政实践之中。

  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主政福建半山半海的宁德。为改变闽东地区的落后面貌,他提出了“山海经”——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他鼓励地方开创“绿色工程”,依托荒山、荒坡、荒地、荒滩,发展立体种植业。他倡导发展“生态型大农业”,“组织经济大合唱,念好‘山海田经’”。

  习近平强调,资源开发不是单纯讲经济效益,而是要达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效益的协调。

  1989年,他写过一篇文章《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并收入《摆脱贫困》一书。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干部决策应统筹考虑群众利益——不仅是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破坏生态带来的巨大隐患:“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了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

  “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从习近平这句朴素的话中可以看到,后来广为人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涵,在主政宁德期间应该就已经萌芽。

  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时,《福建日报》专门刊文回溯他关心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往事,稿件主标题即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篇报道中,特意刊发了一张老照片: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手握铁锹,为一棵香樟树培土,树前立着的牌子上标明这棵树的捐种人正是习近平。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就是长汀县河田世纪生态园。

  正是在2001年,习近平以省长身份亲自挂帅福建省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前瞻性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开始了福建省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程。

  “长汀经验”,是福建生态省建设的一块重要“试验田”,在福建任职期间,习近平曾5次考察长汀,多次作出批示。

  长汀是客家人重要的聚居地,也是中国著名的中央苏区县和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历史上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田肥,由于近代以来森林遭到严重破坏,长汀成为当时中国最为严重的水土流失区之一。1985年前后,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山光、水浊、田瘦、人穷”。

  长汀的水土流失重灾区河田,原名“柳村”,后因水土大量流失、山崩河溃、河与田连成一片,被称为河田。因河田属于红壤区,四周山岭尽为赤红色,像一簇簇燃烧着的火焰,故而又得名“火焰山”。

  1999年11月的一天,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久久伫立在河田镇露湖村石灰岭上的项公亭前。项公亭得名自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改革开放先行者项南,他生前曾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作出重要贡献,河田人集资修建此亭以资纪念。

  2000年1月,经过习近平批示推动,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由省级有关部门扶持资金1000万元。此前省委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还从来没有安排到县一级的先例。而自此之后10年,“开展以长汀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始终在“实事”之列。

  2000年5月,习近平得知长汀正在建设生态园,专程托人送去1000元,捐种了前文提到的那棵香樟树。

  长汀县水土保持局原局长钟炳林回忆说,2001年10月,在河田镇的一个山头上向习近平汇报了四五个跟水土流失治理有关的数据,而习近平在调研讲话中就把这些数据一点不差地复述出来。“有些同事,这些数据我跟他们说了很多遍都没记住,而习省长听一遍就记住了,可见是非常用心的。”

  2002年,福建成为中国首批生态省试点省份。

  封山育林、改良植被、补贴烧煤、发展绿色产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到2009年,长汀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7万亩。

  2004年6月,已调往浙江工作的习近平,收到了来自长汀的一篮杨梅,这些杨梅正产自昔日的水土流失区,这是长汀人特殊的感谢与致意。

  2011年12月10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对《人民日报》有关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报道作出批示,要求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长汀实地调研。

  此时的“长汀经验”正待升级,让绿色赶走贫困,绿色才永不褪色。经过多年治理,长汀植被覆盖率大大提高,生态明显改善,但还需要以绿色带动百姓致富,以生态助力经济发展。“百姓富”与“生态美”必须统一。在习近平看来,这一进程至关重要,“进则全胜,不进则退”。

  在长汀,生态农业、旅游开发、生态工业等蓬勃发展。水土流失的治理重点,2013年在全国率先从县延伸至乡镇,2014年进一步延伸到建制村。

  长汀在全国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较早推行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在财政资金使用上推行“以奖代补”,实行领导干部环保“一岗双责”制度……

  自2014年起,唯GDP的政绩考核办法正式成为历史。福建取消对34个限制开发区域县(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改为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式,政绩考核“指挥棒”越来越绿。

  习近平与长汀将近20年的渊源,不仅印证着他对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更牵系着他在地方执政过程中,对于环境与民生、环境与脱贫、环境与发展的不断思考。长汀故事远未结束。

  “两座山”的辩证法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擅长辩证法的习近平用简单的语句,剖析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其实,早在2006年,习近平就曾对“两山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揺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看来,这从根本上更新了关于自然资源无价的传统认识,打破了简单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保护生态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的过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的过程,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绿水青山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两座山”的说法,最早出现于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之时。

  那时的余村,正处在转型的门槛上,有些许茫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余村就是远近闻名的“首富村”,石灰岩矿和水泥厂,是当地村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山上开矿炮声震耳,路面粉尘飞扬,水泥厂24小时机声轰鸣,村民屡屡因采矿事故丧生或受伤致残,而果树也因粉尘污染减产。2003年,浙江提出建设生态省战略,安吉县提出了创建全国第一个生态县的规划,环境污染严重的矿山及水泥厂相继关停。

  但村集体收入因此锐减,还有村民短时间内难以找到新的生活来源。农家乐、生态旅游刚刚起步,方向还不明晰。

  习近平来余村,是为了调研基层的“民主与法治”,时任村支书汇报时,谈到关掉污染小矿山和水泥厂来修复绿水青山,影响了村里的经济收入,表露出一丝不舍。对此,习近平颇有感触,称赞余村人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鼓励余村走好绿色发展道路,给正值迷茫的余村村民注入一剂“强心针”。

  村民回忆说,当时习近平告诫干部群众,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不要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增长不是发展。为了使我们留下最美好的、最宝贵的,可能甚至会牺牲一些增长速度。

  一周后,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头版的短文专栏“之江新语”中刊文,开头是这样的:“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他接着写道:“我省‘七山一水两分田’,许多地方‘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他进一步分析说,绿水青山可以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

  11年之后的2016年7月,浙江省安吉县被国家环保部列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实践试点县。试点期间,环保部将指导安吉县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重点围绕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生活、生态制度、生态文化六大领域,以及空间格局优化、资源节约利用、产业循环发展、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系统保护、风险防范、人居环境改善、生活方式绿色化、制度与保障机制完善、观念意识普及等十大任务加强建设。

  “两山论”的形成,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在全球制度竞争与改革竞争的大背景下持续推进自身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逻辑。而解析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两山论”,正是对于“发展”观念的不断创新,正是对于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

  习近平曾尖锐地批评一些干部,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2014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说,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他特别强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2015年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进一步阐发了“两山论”的内涵:“环境就是生命、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

  在至关重要的发展理念中,终于有一条刚性的底线被划定——生态环境不能被破坏。

  几个月后,在就“十三五”规划建议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分析说,“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由此发生了新的变化。

  规划建议稿中提出并阐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说,落实这些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绿色,是发展方式之变、发展理念之变、发展道路之变。习近平对于这场深刻变革已经思虑多时,“两山论”,就是这种思考的理论成果之一。

  2015年5月,在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年之后,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重返浙江考察调研。在舟山的一处农家乐小院,他说:“这里是一个天然大氧吧,是‘美丽经济’,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听说当地百姓有“把绿叶子变成钞票子”的说法,他很高兴:“我在浙江工作时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话是大实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这个观点,这就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我们就要奔着这个做。”

  当年让迷茫中的安吉余村村民坚定了发展生态旅游信心的“两山论”,现在已经成为转型中国的共识。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撰文说,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系统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正确路径。“可以说,‘生态文明’的概念虽然不是我们党首先提出的,但揭示其本质、丰富其内涵,把它作为执政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社会加以推行,则是我们党前无古人的创举。”

  这一创举,不仅事关经济转型,更涉及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层次转型,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在文化基因中蕴涵“天人合一”理念的中国,经过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突进与反思,在处理人与自然和谐问题时,将超越和扬弃现有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改变经济腿长、环境腿短的失衡状况,重建新的平衡。并将引导企业主动采取绿色生产方式,鼓励公众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推动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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