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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古察今的 《资治通鉴》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丁万明    2017-01-11 00:55:36

  以史资政第一书

  《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资治通鉴〉序(宋神宗)御制》),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资治通鉴》。全书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深研细读,评价其“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二》)就是说:《资治通鉴》从前代社稷安危的经验教训中,看到忧患得失,由此来安排自己的行为以去危存安;从古人民情政事的利害得失中,替他们斟酌思量,以达到对当下兴利除害的目的。经验可以借鉴,教训也可以成为镜鉴,相似的可以借鉴,不同的也可以作为借鉴。所以治理可以借鉴的,就在于专注,而历史尤为值得珍视。

  借鉴历史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知其所以然,还有进一步深究其何以不然。只有这样深究,才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历史读活。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写史的视角聚焦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一部《资治通鉴》,处处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归依指向,因而对后人参政为官甚至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对其精研细读。康乾盛世的缔造者康熙提出了“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安,治乱于未乱。夙夜孜孜,寝寝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康熙遗诏》)的施政纲领。这部书传递的思想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正能量,没有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

  《资治通鉴》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头17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司马光曾经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唯王胜之耳”(《宋史卷286·王曙传》)。尽管难读,历代政治家和学者都对其精研细读。作为一代名臣,曾国藩的一生深受《资治通鉴》影响,他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七书指《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即为此七书之一。

  名分论和才德论

  《资治通鉴》的真谛何在?换句话说,司马光通过《资治通鉴》最想传达给后世为政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份论”和“才德论”为基本点。

  《资治通鉴》全书共有218条史论。为了表明自己的历史见识,司马光不仅引用了前人的史论,而且自己亲自撰写了其中的119条“臣光曰”。《资治通鉴》的第一篇“臣光曰”就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调。司马光在第一篇“臣光曰”中指出,作天子的最大的职责就是维护礼的神圣性。而恪守礼的关键在于维护名分的合法性。“礼”就是传统社会的纲常,“分”维护的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名”则是安定政治秩序的关键。什么是“名分”?“名”是身份的表称,“分”是欲望的限度。它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就只应享有什么样的待遇。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如果是在上位的人给予在下位的,就是泛滥用礼;如果是在下位的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就是僭越用礼。“名分”就是一道无形的藩篱,它告诫社会各阶层:千万不可超越礼。因为,“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周纪》)。概而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维护的是一种差序格局,司马光认为“礼”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礼乐教化、纲常名分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中华民族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被称为礼义之邦,我们的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但自从汉高祖刘邦任用叔孙通制礼作乐,叔孙通一味迎合刘邦,礼就失去了它的高贵地位。司马光认为,礼不仅是朝堂上的一套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厅堂之上守秩序有规矩,而且在朝堂之外具有很大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它能让人干什么事都有法度,从而事事能成;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礼可以让家族中人按照亲疏远近的不同来相处,从而使九族和睦;对于一个乡村来说,礼能够使人们都按照伦理法度以礼相待,使风俗敦厚;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礼可以使诸侯国形成祥和的政治局面;对于天下来说,礼可以使诸侯们都能够安心顺服皇帝,从而使君臣之间的纲纪得以确立。这就是司马光的礼治观。

  礼治是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主要方式,事实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礼治的践行有赖于为政者才能和德行的匹配。为此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论。司马光认为“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论之曰贤明,于是容易看错人。由此司马光指出了一个让人沉重的历史现象:“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资治通鉴·周纪》)

  乱世用人唯才是举,那是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而长治久安的用人策略还是要以德为先。所以治国治家者一定要仔细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权衡才与德之轻重,以防失去真正的人才。司马光指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周纪》)《资治通鉴》开篇所记载的三家分晋的历史背后,恰恰就存在着一个才大于德的典型人物智伯。所以司马光在其第二篇“臣光曰”中就提出了一个貌似很极端的用人观:“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资治通鉴·周纪》)

  总之,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贯穿《资治通鉴》中的重要思想。礼治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最高准则,德治理论是社会治理的执政纲领。礼治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伦理道德修养的规范准则、风俗美化的源泉。“立政以礼”是传统社会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为政以德”则是贯彻基本原则的思想路线,而教化是礼治和德治的具体实践。司马光认为:“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资治通鉴·秦纪》)

  这可以说是司马光理想的治国蓝图,在《资治通鉴》的不同卷册中有多处大体相似的表述。历史证明,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有生命力的。《资治通鉴》所倡导的“立政以礼”和“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与为人为官之道,至今仍然有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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