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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嘉时期的金石大家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李秀潭    2017-04-10 09:19:40

  春夜,灯下伏案品鉴旧藏碑帖。

  有一册阮元藏唐《温彦博碑》(习称《虞恭公碑》)明拓本。此拓本经折装,楠木夹版。封面阮元题签《温虞恭公碑》,扉页钤“臣阮元印”“芸台”印鉴,内页有明东林党首领陈于建之孙清康熙诗人陈维崧“湖海楼收藏印”等。拓本碑文损泐自然,神韵犹存,充满历史的沧桑感和年代感。

  此碑唐贞观十一年(637年)立。碑文系初唐书法四家之一的欧阳询(另三家是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所书,是欧已知最晚作品。此碑与《九成宫》等其他欧书碑版相较,用笔结体更为瘦峭险峻,锋颖毕露,文华渊穆,体现了欧体楷书的不同审美意趣及翰墨风范。

  阮元对金石学的贡献

  阮元,号芸台。清朝一代大儒。他身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活跃于政界、学界、文坛达半个世纪,被人誉为“一代经师,学界山斗”“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尤其是他作为学者型官员,一生致力于金石文物的收藏、保护和研究,对金石之学卓有建树,不愧为乾嘉盛世的金石大家。

  探讨古代文化,不仅须读古书,而且须研古物。先民的器物,是古代社会生活的标志。而金文和石刻,更是古人思想的记录,是研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国人对于古物的研究,远在西洋考古学之前,即有所谓金石之学产生。金者,指商周青铜礼器、兵器、钱币、玺印、镜鉴等吉金器物;石者,指秦汉以来的碑碣、墓志、造像、佛教的摩崖石刻,兼及玉器、砖瓦、甲骨、简牍等。金石文字,可用来参证历史史实,补正正史缺失。尤其是周鼎商彝,所刻文字等是古文字学及古史学重要研究资料。宋以后,铜器出土渐多,拓印金石文字和研究金石文字图像渐成风尚,始产生金石之学。如曾巩《金石录》、欧阳修《集古录》、品大临《考古图录》、赵明成《金石录》等。由宋至清,虽然搜集与研究金石者不少,但大部分古物是在权贵或古董商手中,摩挲抚玩,未作学术研究之用。而文人学士,也大都是赏鉴金石文字的艺术,临池篆刻,使金石成为书画附属品而已。直至清初百余年间,兵燹消弭,海内渐定,而文网綦严,承学之士相率遁于金石学之途。且其时金石器物之出于丘陇窟穴者,更十数倍于往昔。由此,学人广泛搜考金石文字,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释其文者,有评其书者,有述其史者,著作如林,名家辈出,金石之学遂蔚为显学。

  阮元生活的时代,适逢乾嘉学派形成发展的黄金时期。他英年早达,兼享大年,二十六岁即入仕途,为官五十载,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年进京任大学士宰相。历官所至,他十分注重对金石文字的搜访、编印和研究。乾隆五十八年,阮元任山东学政,首谒孔子故乡曲阜阙里,观看乾隆钦颁周器及鼎、币、戈诸古金,又摩挲了两汉石刻。再登岱山,观唐摩崖碑题名。又到济南府学,观戟门诸碑及汉祠石像。遂后,他公事之暇,咨访耆旧,博稽群籍,征集碑刻拓印,编刻《山东石志》二十四卷。赴任杭州后,在卷牍之余,遍游两浙名山大川,搜访摹拓金石遗文,足迹穷尽幽远偏僻之处。共得金石数千种,编为《两浙金石志》十八卷。阮元认为,钟鼎铭文,虽其寿特永,经久不变,但易散失,不如刻版图书流传广泛久远。因此,他不满足于钟鼎彝器一时收藏,而向四方友人、同好广为征集钟鼎彝器及拓本,加上自藏自拓者,编刻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编录自商周至晋代钟鼎等铜器铭文五百五十种,并撰释文,于嘉庆十年自刊行世,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金文综录。本书又录有阮元所著《商周铜器说》上、下两篇,对商周以来钟鼎彝器等各类铜器的性质、历史价值以及汉代以来铜器出土、著录情况,加以考订、论说,开创了集诸家器物为专集之先河,为此后古器物及铭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用吉金铭文和碑刻文字来研究历史、用实物校勘古书和考证古制的新途径。

  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地位高,寿命长,影响大,对金石之学贡献颇丰。他在《研经室三集·金石十事记》中,对其一生致力金石之学活动进行了回顾总结。“客有问于余曰:‘子于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数指而证之,有十事焉。余裒山左金石数千种,勒为《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裒两浙金石数千种,勒为《两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积古金拓本五百余种,勒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事之三也。扬州周散氏大盘,东南重宝也。岁丁卯,鹾使者献于朝。余模铸二盘,极肖之。一藏府学,一藏文选楼,事之四也。天一阁北京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为二,一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扬州甘泉山,得西汉中殿第廿八二石于厉王冢。天下西汉石,只此与曲阜五凤石,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书佐至诸城琅琊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汉府门之倅大石人二仆于野,为樵牧所残,余连车运至曲阜矍相圃中并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华山庙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残篆、吴天发神谶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十也。’客曰:‘善。此十事于金石为有力矣。’余曰:‘不敢不勉,尚愿增其事焉’。”

  乾嘉时期金石之学兴起的原因

  金石之学,肇于汉,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为何复兴于清?究其缘由,列举荦荦大端,一是外部严酷政治环境使然,二是内部学术发展规律使然。清代前期,入关之初,清政权尚未稳固,需笼络人心,对汉族士人不得不采取宽松的怀柔利用政策。顺治十一年后,清政权逐步稳定,文化政策开始严厉起来。特别是雍正在康熙末年激烈的储位之争中取得胜利后,欲立威以自固,由康熙朝怀柔宽松转变为严厉的高压政策。除了屠杀兄弟、诛戮大臣外,又匠心独运,多次罗织文字狱,借以威慑士人,统驭万民。乾隆继位后,文网之严密更胜过乃父,开展大规模旷日持久的禁书、烧书运动。凡是具有民主和民族色彩的著作,一概禁售、毁版、焚烧。著者及其子孙,皆以“妄谈朝政”悖逆不法罪坐律问斩。广大士子谈文色变,“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语)。士子不敢谈论政治,评论历史,思想僵化,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乾隆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又大肆鼓吹“稽古右文”,倡导文治。大力编纂刊印各种类书、丛书、工具书等,以示提倡经史考据,嘉惠学林。乾隆这种专制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政策,迫使并引诱学者就范,学术界被全部纳入了考据学的轨道。学者为避免文字之祸而不敢多谈时政。为考订经史而广泛搜考金石文字的金石之学,正好适应了学者避世治学的需要。加之乾嘉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则为考据提供了安宁的学术环境和丰厚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金石之学得到发展。

  清代金石之学的复兴发展,除了外部环境外,还与儒家学术的内部发展规律密切相关。从本质上看,金石学是儒家内部一种崇实复古思潮。它是在批判宋明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特点的哲学思维形态,被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长达七百年之久,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桎梏,在理论上已走到尽头。明清之际,思想家经历了明王朝的衰败与灭亡,从亡国之痛中重新评价儒学和理学,痛诋宋明理学的空疏误国,有志之士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反理学的思潮朝着崇实复古、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但清代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迫使大部分学者离开了经世致用的宗旨,走上了纯考据的道路。金石之学的复兴发展,既是客观政治环境造成的,也是学者反宋明理学,崇汉学实学(广义的汉学,包括历史、音韵、文字、训诂、金石等领域的考据之学。汉学其方法是朴实地考证经史,故又被称为朴学、实学)思潮所决定的。如果没有清代学人内在的积极性,清代金石学就不可能得到如此繁荣发展。

  金石学之盛衰轨迹,是封建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国人可从中悟到治学之道、治世之道、治国之道的成败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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