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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
——走近金庸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李秀潭    2017-11-06 00:28:57

  我不太喜欢读武侠小说,但却收藏着一轴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书法墨宝。

  金庸先生这件书法作品是送给友人的草书条幅。内容是虞世南咏《蝉》诗中的名句“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唐初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被唐太宗称为“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虞世南这首咏蝉绝句,寓意君子应像蝉一样,只要自己立身品格高洁,不必凭借权势地位的“秋风”(“非是藉秋风”),而自能声名远播。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云:“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诗人笔下人格化的“蝉”,带有自况意味。金庸先生书写此句送友人,表达了他对人内在品格的赞美和自信,呈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气度和风韵。

  生于文宦之家

  金庸,学名查良镛。后来写小说,把“镛”字拆开,笔名“金庸”。我国香港著名报人、武侠小说家。

  金庸出生在以海潮出名的浙江海宁。海宁自古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近代史上著名人物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都是海宁人(其中蒋、徐是其亲戚)。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人才辈出,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仅康熙时查家就有10个进士。其先辈查慎行、查升都是翰林。查慎行是清朝第一流诗人。查升以其人品和书法深得康熙赏识,入值南书房达38年之久。祖父是光绪时进士。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西洋教育。这先天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书香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从而也培养了他终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

  但是,就在他学习的少年时代,卢沟桥烽火燃起,八一三炮响,家乡海宁嘉兴地近前线,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从此,他随学校逃难辗转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踏上了乱世求学之路。1943年,金庸考进国民党“党的最高学府”中央政治学校。但因表达对学校管理制度的不满,被学校勒令退学。后在蒋百里侄子、他表兄帮助下,进中央图书馆工作,使他得到一个大量读书的机会。抗战胜利后,历经战火蹂躏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求学。他在投稿时认识的忘年交编辑推荐下,进入杭州《东南日报》工作。从此,他踏进了报界大门,并终生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7年10月,他考取上海《大公报》电讯翻译,迈进了在中国百年报业史上以敢言著称、在动荡乱世始终坚持“文人论政”传统的《大公报》大门。《大公报》老报人的精神气质,对金庸一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1947年底,《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为保存《大公报》事业,报纸创办人带领一批骨干奔赴香港,着手筹备《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工作,金庸随之南下。这是他命运中最大的转折。从此,他的人生在这里展开。他在香港生根、成家、创业、办报纸、写小说,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大厦。

  纵横三界江湖

  香港这个国际化、商业化大都市,是金庸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之宝地。他在这里创办《明报》,短短几年,就从娱乐性小报崛起为香港三大中文报纸之一,成为香港乃至中文报业史上的一朵奇葩。他在这里撰写出版武侠小说,风靡两岸三地乃至海内外中华文化圈。他以武侠小说和《明报》登上香港亿万富豪榜。他头上戴有报业巨子、武侠小说大师、社会活动家等桂冠。鲜花和掌声把他送上了“金庸神话”的巅峰。但是金庸就是金庸。在这诸多炫目光环的背后,他终其一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文人。他的小说、政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

  首先,从他的武侠小说来看,自1955年第一部《书剑恩仇录》问世以来,直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之后宣布“封笔”,前后17年共写武侠小说15部。武侠小说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华人社会雅俗共赏,老幼咸喜。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都知道他的名字。“金庸”这个笔名,甚至淹没了创立《明报》的查良镛。据权威人士透露,邓小平和蒋经国,晚年都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以研究武侠小说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金学”,也成为显学。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学界、文坛褒贬不一,对其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见仁见智,备受争议。总体上看,它既有香港社会高度商业化、市民化、娱乐化、通俗文学的特征,又包含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人情风俗,具有较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文化品位。金庸小说,卷舒历史风云,感慨苍茫人生,其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基于他本人早年乱世经历的体验思考和政论家的人生感慨,又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充满人道关怀。他通过系列栩栩如生的侠义人物,洞察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刻画人性的复杂丰富,揭示了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价值和政治理想。不同的人看他的小说有着各不相同的视角,侠义、情爱、历史、政治等。但最终他们都能在千百个不同类型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中,读出中国文人追求真善美的传统美德,安身立命的人生哲理,浓厚强烈的家国情结,深入骨髓的人文情怀,启迪后人的历史智慧。这是他在浓郁商业化氛围中写作的武侠小说风行不衰的根本原因。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之上,人性是永恒的。

  武侠小说不是金庸的全部。《明报》和他的社评,在他生命中无疑占据更重要地位。那是他一生的事业。仅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在金庸的黄金岁月,他两手写文章。白天在渣甸山书房写小说,揄扬千古侠风;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褒贬现实政治。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出于商业动机,为了招徕读者,扩大报纸销路。后来报纸打开局面后,他就把兴趣集中到写社评上,评论国家大事,剖析世界风云。金庸的社评,秉承中国近代王韬、梁启超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以他锐利的“新闻眼”,谈史论政,纵横捭阖,深具见地,独步文林,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气节和远见卓识,实现了“文章报国”的初衷,为海内外识者称颂,开启了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

  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邀金庸以记者身份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86年9月,基本法草委会决定下分5个小组。他和北大法律系主任萧蔚云教授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负责召集、主持政制小组会议,协调小组工作。从此,办了一辈子报纸,写了17年小说,年过花甲的金庸,又倾注极大的热情,参与全国政治,为香港推行“一国两制”构想尽心尽力,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

  在此期间,金庸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而忙碌奔走。在两岸的官员、学者中,都有金庸的小说迷。他是“海峡两岸都吃得开”的人。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而且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1981年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1993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和民族命运之情操。

  不改书生本色

  金庸是个色彩斑斓、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处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付自如。他身居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长期接受西方文明的浸淫影响,饮威士忌酒、吃牛排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他生在商业时代,身处商业社会,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他属于红尘,不属于天国,无法超越尘世的网罗,无所逃于对功利和金钱的追求,孜孜矻矻使自己成为商业社会成功的报人、作家和企业家。但从更深层面看,他又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士族家庭,从小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从遗传密码和士族的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怀。他一生博览,坐拥书城,学贯中西,其毛衣胸前英文词意为“读书”。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佛学甚至琴棋书画,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具有浓厚的文人情结。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综观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还是一颗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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