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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务总理到社会慈善家
——熊希龄的人生轨迹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李秀潭    2017-12-25 00:11:32

  多年前,偶然从一位湖南古玩商处收到一枚熊希龄名章。这枚名章,寿山石质,粟黄色。印纽仿汉代护符翁仲形,采用圆雕写实手法,沉雄中蕴古朴,秀劲中见刀趣,形象古拙,韵味独出,颇具“汉八刀”风骨。

  熊希龄,早年参加维新变法,民初担任国务总理,晚年投身社会慈善,创办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成为著名的爱国教育慈善事业家。但长期以来,这样一位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却受到史学界的冷落。

  维新志士

  熊希龄出生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在这块荒凉、闭塞、贫瘠并且屡遭劫难的土地上,自近代以来,竟然相继涌现出许多神奇的风云人物。著名画家黄永玉是熊家的姑表亲,文学家沈从文是熊家的姨表亲。熊自幼禀赋聪颖,勤奋好学,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入词馆,少年及第,成为湘西穷乡僻壤的才子。

  人的成长,其思想的发展变化,往往与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近代湖南是湘军的故乡。熊希龄在青少年求学时代,就十分崇敬开启风气之先、办过洋务的乡贤魏源、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曾纪泽等人,树立起经国济世的抱负,立志去干一番大事业。

  1894年,中日战争事起,熊请求上前线赴敌,往投湖北军营,被湖广总督委充两湖营务处总办。1896年,由湖北返湘,襄助湘抚陈宝箴行新政,筹办湖南时务学堂,主持《湘报》报馆事务。《湘报》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报纸。其宗旨是“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对湖南维新人才的蔚起有前驱先路和启迪之功,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为此遭到本省守旧势力和部分士绅的反对、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警告和北京湘籍京官的弹劾。而熊希龄的态度是:“龄本草人,生性最戆,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由是观之,熊在湖南维新运动中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1898年,戊戌政变前,清廷电传熊“迅速来京,预备召见”。后熊因病推迟北上,政变中六君子罹难,他幸免一死。朝廷降旨,以“庇护奸党、暗通消息”罪,处以革职,永不叙用。后因他改革创兴醴陵瓷业、振兴湘省实业有功,经湘抚赵尔巽上奏清廷,解除处分,开复原官。

  1905年,湘抚端方奉命与载泽、戴念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将来立宪作准备。端方保荐他为随员,熊希龄由此重新踏入政治旅途。

  翊赞共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熊希龄囿于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君主立宪思想的束缚,他还是忠于清廷和坚持立宪立场的。那时他甚至做好了要为朝廷死事的思想准备。但是不久,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他亲眼目睹了那些体现朝廷威仪的王公大臣惊慌出逃的丑态。他对这个王朝失望了。在中国转折的历史关头,熊希龄认识到只有识时务、顺民心,才是全大节的爱国义举。由是,熊毅然从坚持君主立宪转向拥戴共和。

  1911年12月1日,熊希龄离开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清廷重臣、东三省封疆大吏赵尔巽,到达上海,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会见,表明积极维护共和大局的政治态度。同时积极参加上海共和建设会活动,并邀集湖南人士组织湖南共和协会,为共和建设诸事多方奔走,竭心尽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内尚处于南北分立状态。熊希龄以“非南北一致,不足以存国”为虑,又积极地做南北统一的促进工作。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与革命党人商议统一建国诸要端,急于制定一个统一全国的财政计划与实施纲要。熊希龄作为晚清理财大家,根据东三省理财的实践经验,深知财政与政权、与国计民生的重大关系。在孙中山、黄兴恳求下,熊为南方革命党人草订了治理全国财政的蓝本。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黄兴提议由熊担任财政总长。而孙中山认为熊属立宪派人士,便以“财政不能授他派人”为由表示反对。后来给他挂了个“南京临时政府顾问”的头衔。

  民初政局,诡谲多变。在多方政治势力角逐博弈中,孙中山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参议院2月15日选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于在清末官场享有“理财能手”的熊希龄加以重用,重新把他推向财政总长的位置。中国财政在晚清时代濒临破产,民国成立后,财政上只有支出,并无收入。为了解决危在旦夕的民国财政,他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借款一千二百余万两,由此招致舆论哗然,国人反对。加之内阁总理唐绍仪与总统袁世凯关系破裂,唐愤而辞职,熊作为内阁成员,与其他阁员联袂求退。袁世凯认为熊“与普通官僚不同,有傻干精神,尚可利用”,便请他当总统府顾问,并单独设一财政委员会,让熊任会长,专门用以“谋救财政困难及筹借外债事件”。1912年10月上旬,熊办成与英国克利司浦公司大借款后,再次向袁告辞。袁为了不让熊离开自己,便于对他进行掌控,决定暂时将他外放为热河都统。

  热河都统系武职,主要职责乃是经营边防军务,平定匪患和维护热河地方治安。热河又是前清皇帝行宫,这里陈设存放着许多清宫故物。每位都统到任,都要将宫内陈设存放各物清查一次,借机私取若干古玩,早已视为“定例”。熊对于古玩毫无雅兴。看守者屡以为言,熊认为如不收取数件,看守者必不安心,因亦收取若干件。没想到后来成为袁世凯对他进行挟制利用的“把柄”。

  大醇小疵

  熊希龄在热河任事期间,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要人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涉及现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和总统袁世凯。国民党与袁剑拔弩张,于是发生“二次革命”。熊不希望国家分裂,故对革命党人有所指摘,与刚成立的进步党主张一致,站在袁政府一边。因此,熊作为进步党的“名誉理事”,居然获得了组阁机遇。面对民初波诡云谲的政治局势,熊甚为惶悚,不愿就职。但袁世凯利用熊在热河行宫私拿文物一事做起文章,熊不得不“应允就职”。

  熊内阁组成后,颇思有所作为。他的大政方针是:在政治上贯彻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精神,建立“一真正共和国”;在经济上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将中华民国尽快纳入现代化建设轨道。但这些都触犯了袁世凯蓄谋推行的封建军阀专制统治和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意图。因此处处受到掣肘,难以施行。特别狠毒的是,沉毅狡悍的袁世凯再次利用“热河行宫盗宝案”作为王牌打出,挟制熊内阁为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背书,为自己攫取更大权力扫除障碍。熊迫于袁的威慑,只好听命袁的摆布。国会解散后,熊内阁已没有多大利用价值,袁于是再次使用热河行宫文物案这个“绝招”,逼熊辞职下台。

  出任国务总理,是熊希龄从政旅程上的巅峰,同时也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为人指责的瑕疵。熊希龄欲图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却始终遭到袁的钳制;他“虽明知项城权诈”,却又不得不“百端迁就,冀其统一环区,存此社稷”,以至于最终被袁利用,为世人所诟病。这反映了他政治上的软弱,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民初的政局和时势既然造就了专横独断的一代枭雄袁世凯,也就注定了欲图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方案的熊希龄,在政治上只能是个失败者。

  笃志慈善

  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后,深感在袁世凯的暴戾统治下不能有为,对政治渐生恶感,从此“不与闻政治,专以实业韬晦”。1915年秋,袁世凯野心勃勃地欲登皇帝宝座。为了不卷入帝制复辟的漩涡,熊急流勇退,当即离开北京回湖南老家省亲。袁世凯帝制败灭后,黎元洪继位大总统,任命段祺瑞组阁,想请熊入阁,均被他婉言谢绝。因他自涉足宦海以来,几度沉浮,历经炎凉,又曾被袁世凯挟制利用,人们不明真相,对他诸多误解,追悔莫及。因此从1916年6月始,他便完全脱离官场,在天津奉母终养。

  熊希龄退出政坛之后,曾试图以“隐居”方式逃避现实,可是他“凡心”未了。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遭遇50年来未有之洪涝灾害,几百万灾民需要救援。出于以救人济世为己任的中国传统美德,以及把救灾当作对自己过去的政治过失进行“赎罪”的心理,熊希龄出面主持京畿一带的赈灾事宜。从这次顺直救灾开始,熊开始确立了为社会慈善事业奋斗终生的意愿。

  长期的救灾办赈,使熊希龄感到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慈善救济机构。192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世界红卍学会。“世界”意为普及全球,“红色”取其赤子之心,“卍字”则取其四围上下无不圆通。从该组织成立始,直到1937年12月他去世,他连任三届该会会长达12年之久,以此作为自己服务社会、从事全国各地(包括境外)慈善救济的阵地。从事的永久慈善事业包括:专收贫民子弟的小学、中学;为穷人看病的医院;收养因病残废的残废院;专收灾区平民贫儿的平民工厂、贫儿习艺所;用来扶助小本营生贫民的贷济所;专收无力抚养婴儿的育婴堂、孤儿院;救济无力生活逃荒流民的粥厂等。

  熊希龄不仅致力慈善救济,而且创办慈善教育。在当时的社会和教育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开办香山慈幼院。该院专为收养孤贫儿童所设立。尤具眼光的是,该院采用欧美国家最先进的家庭教养方式,推行学校与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

  熊希龄在创办慈善教育的同时,还在全国发展、普及、推广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他夫人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该会总会事务所就设在他家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晏阳初办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其中也包含有熊希龄的一份功绩。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抗日救亡的历史关头,熊希龄将慈善事业、慈善教育与民族危亡紧紧联系在一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与黄炎培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致电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将领,吁请坚持抗日,共赴国难,护我疆土。表示凡殉难将士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子女无力赡养者,均设法照料。为了表明自己奔赴国难,矢志于社会慈善之决心,他还在香山熊家墓园为自己筑了生圹,表示一旦在抗日救亡中倒下,即埋葬在这里。并将自己所有家产,包括公债票、股票、房地契等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捐产后,熊便以孑然之身,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日救亡之中,直至为香山慈幼院孤儿南迁长沙,绕道香港时,因刺激太深、旅途劳顿,不幸突发脑溢血,猝然逝世。

  中国近代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曾云:“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熊希龄一生蒿目时艰,尽瘁国事,关怀民瘼;晚年宦海倦游,绝意仕途。退出政界后,披肝沥胆,殚心尽力,舍生忘死,笃志于社会慈善事业。较之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利欲熏心的市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熊希龄没有理由不被后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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