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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公重启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崔庆    2018-10-15 00:08:15

  公元前384年,年近40的秦国公子连踏上回归之路,他将成为秦国的献公。在此之前,由于常年内乱,秦国有累卵之危,“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尝尽艰辛的献公,在结束多年的流亡生活后,正神归位,重启秦国复兴之路。

流亡课堂

  秦献公可能创造一项纪录:春秋战国时期在外流亡时间最长的君主。献公继位前,秦国政局长期被权臣左右,“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怀公甚至被逼自杀。秦灵公去世时(公元前415年),10岁的献公本为太子,权臣不立献公,反而舍近求远,从晋国迎立灵公的叔父悼子,是为简公。

  此时,战国大幕已经拉开,三家分晋后的魏国迅速崛起。魏文侯求贤若渴,内修法度,外练精兵,被重用的吴起建立起战国时期第一支特种部队“魏武卒”,十数年间屡败秦国,尽取西河之地。秦国失去了涉足中原的桥头堡,只能退守关中,疲态尽显。

  秦魏交恶,秦国公族避祸,大多首选魏国。献公流亡30年,青壮年时期主要是在魏国度过的。他亲身经历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深刻感受到了改革的惊人功效。本为秦国太子,却眼看故国一败再败,一退再退,百年基业烟消云散,强烈的家国情怀无从实现。但是命运捉弄,反倒让献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魏国这个日后的对手,沉浸于学习、思考之中,夯实了厚积薄发的基础。

力止从死

  献公继位不是一次简单的王权更替,而是秦国从上至下试图改变内乱不止、被动挨打局面的强烈渴求。各国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变法改革,献公深知时间不等人,继位第一年,就废除“从死”制度,内合民心,外树王威。

  从死是秦国一大顽疾。据史料记载,从秦武公开始,从死之风就在秦国盛行。战国时代,国家竞争模式已经从“称霸”转为“兼并”,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类型也转变为更加残酷的歼灭战。人力资源不足,是当时大国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古往今来,政治是要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而不是把自己的“死人”搞得多多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秦国都需要改变从死风俗,献公改革就是从这块最硬的“骨头”开始的。

  改革不能单凭勇气,还必须依靠理性和智慧,有禁止有疏导,才会更加有效。献公深谙其理,在“止从死”的同时,提倡用陶俑代替活人陪葬。这样的安排有理有节,便于社会接受,把新政的阻力减少到最小程度。日后,陶俑在秦国流行,秦始皇时代达到了最高峰,可能就发端于此。

  从最难的事情入手,最能表明态度。“止从死”亮出了秦国推动改革的坚定态度,促进了社会风气整体转变,也改变了天下对于秦国的看法,为日后六国人才入秦打消了顾虑。

迁都栎阳

  献公继位第二年便“迁都栎阳”,展示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震动整个秦国。献公是权臣集团迎立的新君,要想摆脱旧有利益集团的掣肘,迁都或许是最快捷的方法。另外,献公在魏国多年,痛感三晋是秦国霸业最大的对手,栎阳更接近西河之地,方便对魏用兵。迁都栎阳还是一种态度,献公要以国君之重镇抚边境,是把自己放到复兴图强的祭台之上,要用死亡的气息唤醒整个国家。以上率下,不令而行。国君置身度外若此,秦国上下的血性被再度激发出来。

  新都栎阳“北却戎狄,东通三晋”,是四战之地。与其说献公迁都栎阳,还不如说是在栎阳以高标准建造军事要塞,作为可靠的东进基地。根据考古勘察,栎阳古城东西宽1.8公里,南北长2.2公里,没有豪华宫殿和享乐场所。相反,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遗址,可以印证栎阳是当时秦国的冶铁和兵工基地。

  在以栎阳为都的30余年中,献公、孝公两代英主彻底扭转了秦对三晋的颓势。公元前350年,当秦从栎阳再次迁都咸阳的时候,秦国已经占领了魏的战略要地少梁、固阳,站稳了脚跟,完成了献公制定的阶段性战略目标。

国家总动员

  秦与六国相比,各项资源并无优势,如果不将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是无力与之抗衡的。献公恰恰为秦打通了集中的“任督二脉”,使国力随之跃升,也为孝公时期的商鞅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推行“县制”构建集中的骨架。继武公、穆公之后,献公对此不遗余力,深度前所未有。献公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献公十一年,“县栎阳”。栎阳是新城,更是首都,连首都也置于“县制”管理之下。由此可见,“县制”已非管理新纳土地的权宜之计,而成为国家管理的常规性制度。一国之中,莫非王土,这比武公、穆公又前进了一大步,大大强化了秦王的权威和国家的力量。

  什伍之制强化集中的基础。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这是秦国社会管理能力的一次结构性升级。什伍之制不是秦国的首创,《周礼》中就有关于此的描述,“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当时不少国家已经实行这项制度。秦兴什伍之制,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征兵体系结合在一起。这些举措又和推行“县制”遥相呼应,国家动员体系日渐完整严密,最大限度发挥出了制度潜力。

  举国一心,苦练内功,秦军满血重生。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秦败韩魏联军于洛阴;献公二十年,秦再次击败魏赵联军,取得了石门大捷,这被认为是秦复兴的标志。献公二十三年,秦与魏战于少梁,大获全胜。此后,魏无力和秦在西河之地抗衡。

  献公成长于艰难困顿之间,他不仅对于秦国的整体发展进行了长远谋划,更对之前数代王权传承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献公之后,直至始皇帝,秦国的王位传承没有再出现过重大波折,实现了延续发展。孝公更是实现了与献公的无缝对接,秉承父志,主导商鞅变法,夯实了秦崛起的基础。《史记》评价,“献公之后,(秦)常雄于诸侯”,一些史料甚至直接称献公为“秦元王”,是对于他重启秦复兴之路的高度肯定,献公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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