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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变法之法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崔庆    2018-11-05 00:17:45

  公元前361年,热血青年秦孝公继位。他追思先王遗志,情怀激荡,亲自拟就震古烁今的求贤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其言辞恳切深深感动了远在魏国的另一位热血青年商鞅,那个时候他还叫卫鞅。

  魏惠文王已无文侯、武侯之雄才锐志,江河日下,久不被用的商鞅,怀揣着先贤李悝的《法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行之路。

寂寞三年

  金子发光需要时间。商鞅入秦三年后,才通过内廷重臣景监的引荐,见到了秦孝公。但是,商鞅应该没有浪费时间,这寂寞的三年正是最佳的思考时光。战国前期,各国都变革图强,李悝、吴起、商鞅是那个时代的“变法三剑客”。他们先后都曾在魏国工作,商鞅对于七十年前的李悝变法、二十年前的吴起变法是深入研究过的,可谓集变法之大成。

  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行平粜之法,制定了《法经》,但在实施过程中着眼于对魏国治理体系的修修补补,着重推行发挥一时作用的具体措施,制度成果不多。吴起一生奔波,身负恶名,来到楚国,已是壮士暮年。他要辅佐楚悼王成就功业,也要向世人再次证明自己,于是剑走偏锋,祭出了“休克疗法”,在政治领域大刀阔斧,强力推进变革。吴起变法虽然成效显著,但是积怨深重。楚悼王去世后,反对势力毫无顾忌地报复,吴起死于乱箭之下,轰轰烈烈的变法烟消云散,人法俱亡。

  前车之鉴,相去不远,这些都深深地印在商鞅的心中。有理想,但是不能理想化,如何为秦国量身打造变法图强的一揽子计划,商鞅没有停止思索。

谋定后动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两位热血青年走到了一起,三见三变,终于君臣相合,定强国之策,兴称霸之道。一番谈话,展望未来,他们虽然心潮澎湃,但是都保持着清醒头脑。秦国积弱,需要的是延续献公遗愿,进行彻底变革。这不是修修补补,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各种阻力和困难必须考虑周全,不可能一战而定,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功成不必在我,但开创必须由我,要想变法成功,还需有变法之法,谋定而后动。

  于是,那场著名的辩论开始了,这是一次火力侦察,也是一次宣传鼓动。正方选手商鞅,反方选手甘龙、杜挚,正方侃侃而谈,反方虽然不占上风,但未必心服口服。秦孝公和商鞅充分吸取吴起变法的教训,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充分吸取李悝变法的教训,适当时机一定要用制度固定变法成果,防止因人而变。此为变法之法,有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最有效、最直接的政策必定是和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与民得利,才能行之久。朝堂辩论之后,作为变法预热,《垦草令》颁布了,这是第一轮自下而上的变革。《垦草令》把农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切围绕“草必垦”,以粮为纲,唯农是举,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达到富国的目的。远在战国时代,农业是第一产业,粮食是关键战略物资,《垦草令》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程度地结合在一起。民有利则喜,国有粮则稳,《垦草令》为下一步正式变法进行了全民预热。

三年而立

  一晃三年,《垦草令》初现成效,变法的窗口期出现了。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拜为左庶长,更法令”,这是第一次正式变法,商鞅也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官方职务,左庶长。职务不高,但变法之势如火如荼。

  新法内容丰富。其一,重新梳理了秦国社会治理体系,“令民为什伍”,连坐而治。其二,继续解放并刺激生产力,以法令鼓励民众“分家”,“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其三,利出一孔,唯有农战可得富贵,推崇公战,严禁私斗。其四,“明尊卑爵秩等级”,既开辟普通民众的富贵之路,也动了宗室贵族的奶酪,原来的宗室贵族不能吃老本,如果没有军功,无法“显荣”。

  新法虽严,但前景美好。要让普通民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最关键的是先让他们信法。徙木立信,一根笨木头发挥了巧作用,大家从“不明觉厉”到“喜大普奔”,撸起袖子种田去、参军去,一股由下而上的蓬勃伟力被催发出来。

二次变法

  经过六年的培元固本,秦国散发出乳虎啸谷、鹰隼试翼的气场。变革要靠经济政策起步,要靠政治制度巩固。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升任大良造,开启二次变法,要蹚过改革的深水区。

  接下来的三年中,秦国重大举措频出,真正的顶层设计浮出水面。孝公十二年,迁都,扩建咸阳城,把深度改革的阻力降到最小程度。孝公十三年,置县,全国划分为三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县令、县丞;孝公十四年,税改,“初为赋”,加强中央政府财政控制权。

  制度在增加,也在深化。第一次变法时候的柔性制度在第二次变法中固化为刚性制度。例如,财税政策和土地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划界、均田,致力构建均衡充分发展的社会。为了法纪尊严,对于违法者的处罚毫不手软,秦孝公十四年,身为太子师傅的秦国宗室公子虔违法,“复犯约”,被处以劓刑。

  相对于第一次变法,第二次变法是自上而下的整合,真正加强秦国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和主导权,让秦国在战国竞争中取得了制度先发优势。变法的效果是明显的,秦国的迅速成长引起了周王室的关注。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国受到中原礼遇,开始高规格参与礼仪交往活动。

  除了这些“虚名”,秦国更注重实利。国富则兵强,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国抓住魏在马陵之战中大败于齐后国力虚弱的机会,由商鞅统兵伐魏,歼灭了魏国的公子卯兵团,迫使魏献出了河西之地,这是数代秦君朝思暮想的战略要地。

  变法改革,总要触动旧有的利益。把压力降低到最小,把动力提升到最强,实现既定目标,不仅需要坚定的意志,也需要整体的谋划和精心的实施。商鞅变法,君臣同心,明变法之法,先经后政,蹄疾步稳,从容有序,终成秦国复兴基础。即使人事更迭,但秦法仍在,护佑秦国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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