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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重行行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王彩平    2017-01-20 06:24:05

 

  费孝通先生去世之后,钱伟长在“悼孝通兄”中写到,孝通兄早年负笈英国,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以“江村经济”研究一鸣惊人,享誉海内外。回国后更是以强国富民为己任,行行重行行,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身影出现在大城小镇。

  “行行重行行”,本是《古诗十九首》中一首诗的名字,用来形容费孝通的一生,却是十分恰切。事实上,费孝通自己在80岁以后也曾这样说到,一年好比一元钱,我还剩几元钱了,要用得得当。就是志在富民,下去跑跑,叫行行重行行。他1981年“重理旧业”后到1991年十年间在社会学领域研究成果的精选本,题目就叫《行行重行行》,这本书,被学界认为是费孝通晚年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可见,“行行重行行”,也是被费孝通自己所认可和推崇的。

  “行行重行行”,实为一种治学手段、研究方法。所谓方法,是人们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手段。在中国古代语境中,方法属于“术”的层面,与“道”相对,如果说“道”主要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术”主要解决的则是“怎么办”的问题。大教育家蔡元培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方法的重要性:科学知识是点成的金,最终有限;科学方法则是点石成金的手指,可以产生无穷的金。毛泽东也曾用桥和船过河的例子强调工作方法在办事中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行行重行行”的核心要义与人们耳熟能详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相一致,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进程本身,就是一个“行行重行行”的过程,大禹在随父治水中悟到了“宜疏不宜堵”的治洪原理;孔子通过周游列国治国安邦来印证所学;亚里士多德在考察了150个城邦的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写成了他的传世之作《政治学》;李时珍、徐霞客、马可·波罗、哥伦布等都是靠“行行重行行”取得重大发现,写出宏伟巨著。

  但是,“行行重行行”,从“方法”发展为一种“方法论”,即“田野调查法”,成为指导当今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和哲学基础,却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时期。在古代中国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还没有专门的、自觉的方法论学科分支。近代大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探索正确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论的迫切需要,因此,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论》中,提出了新的认识方法即经验归纳法,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提倡实证主义,将培根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引入了社会学领域,认为这是一门用现代科学方法去探索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这里孔德所谓的“现代科学方法”,就是后来胡适等人传入中国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孔德之后,“实证主义”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论。

  上世纪20年代,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根据自己“行行重行行”的经验,在人类学领域创立了一套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即“参与观察法”,它要求田野工作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保持适度的文化距离),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从而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和记录。由于田野调查法始于马林诺夫斯基,又被称为“马林诺夫斯基革命”,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人类学有了方法论上的自觉,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须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到该部落的生活中去,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

  而“田野调查法”在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普及,费孝通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88岁高龄之际,费孝通决定开始践行20年前提出的“反思补课”想法,将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派克的代表作《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引论》作为补课的入口门径,着手并坚持撰写了22节(含后记)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以下简称《补课》)。《补课》一文中,费孝通写到,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课堂上第一句话是“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念书,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接下去,他说我们应当从生活的具体事实中去取得我们对社会的知识。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

  对此,费孝通回忆说,早在五四运动时,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已由胡适等人传入了中国,但我们从派克老师口中听到时还是十分激动,说明这套话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头脑里,被读死书、死读书的传统卡住了。派克老师把这个障碍给踢开了,把我们的脑门打开了,老话变新变活了,这一变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派克老师的启蒙之下,费孝通此后的人生,就与社会调查密不可分了——那次痛失爱妻王同惠的误入陷阱事件,就发生在他们前往广西瑶寨作实地调查的翻山越岭中,而奠定他在人类学领域地位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则得益于他在开弦弓村养伤期间拄着双拐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在大街小巷串门访户所得来的详实的田野调查结果。

  机缘巧合的是,在英国攻读博士期间,费孝通又有缘师从创立了“田野调查法”的马林诺夫斯基,当他打算以“花篮瑶社会组织”作底子编写论文时,马林诺夫斯基敏锐地捕捉到了“江村经济”的学术价值,于是,《江村经济》得以出炉,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并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博士毕业归国后,费孝通继续他的“行行重行行”之路,即使年逾八旬,费孝通也努力克服年老所带来的体力和行动上的困难,经常亲赴调查现场。

  不过,正所谓: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开展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掌握科学的方法很重要,但掌握正确的理念更为重要。“道”与“术”的关系,应该是“以道统术,以术得道”,也就是说,一方面,像达尔文所指出的,“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另一方面,“道”对“术”应该起着统领作用,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在《补课》中,费孝通这样评价派克,这位老师最不高兴的是学生脑中没有经常在想需要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脑中没有问题强迫着自己,怎能使一个人的思想不断前进和推陈出新呢?派克所强调的正是“问题意识”,就是指调研者不是带着空洞的头脑,不是带着理论的成见,而是围绕自己内心的疑问与困惑,围绕自己敏感察觉到的问题,来进行田野调查。“问题意识”,正是费孝通进行学术研究的根本之“道”,终其一生,正是一个带着对乡土中国的深切关怀,带着“问题意识”,不断“行行重行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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