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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大众的哲学
——杨春贵同志访谈录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冯秋婷 苏敬装 路也 胥晴    2017-03-10 07:53:33

 

  杨春贵

  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题组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大纲编写组首席专家。

  半个多世纪的哲学生涯

  采访者:杨校长,您好!您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请您先简要回顾一下您学习和工作的主要经历。

  杨春贵:好的。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读研究生时期。我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不是哲学。1955年考入北大新闻专业,1958年10月,北大新闻专业成建制合并到人大新闻系,在那里又读了一年新闻,1959年毕业。当时中央强调加强理论工作,学校决定在哲学系开办三年制研究生班。而人大哲学系创办于1956年,当年还没有本科毕业生,便从新闻系和法律系抽调了4名本科毕业生读哲学研究生。新闻系选的是我和胡福明。这样,我就又读了3年哲学研究生。这3年,在我的人生道路和理论生涯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最大的收获是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乃至话语系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我走上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之路。

  (二)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时期。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当时哲学系刚从政经系中分离出来,人手比较少,我一人主讲两门课,一门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门是列宁的《哲学笔记》。教学的实践,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进一步理解。1962年10月26日,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论文《总的质变过程中也有部分质变吗》,这是一篇学术争鸣性质的文章。

  (三)在广西基层下放时期。“文革”打断了我在大学的教学工作。1969年底,天津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下放广西,我的夫人名列其中。这样,我们夫妇和两个女儿便来到位于九万大山的沙池地区沙池县沙池公社卫生院安家落户。我被安排到距家56华里之外的地委机关工作,先后担任地区革委会报道组副组长、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一干就是7年。那时经常背着行李下乡采访,多次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有一段时间还驻村同农民一起学哲学、用哲学。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基层干部,使我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中国农民的所思所想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从而在思想感情、思想作风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想问题、发议论、办事情也比过去更务实了。这是一份终身难忘的人生经历,对于我后来在理论工作中比较重视联系实际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天津下放人员只能落户基层的政策开始松动。1977年10月,我被调到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参与创办区党委理论刊物《思想解放》,担任编辑。在该刊1978年第四期上,我以笔名“秋实”发表一篇读书笔记《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考茨基脑袋里的木箱谈起》,批判林彪、“四人帮”用引证骗人的假马克思主义。这是“文革”结束后我发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

  (四)扎根中央党校。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从全国各地、各部门抽调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充实师资队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1978年6月,我被调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工作。当时恰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刚刚开始,我立即投入了这场大讨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十三讲的写作,我执笔写了其中的两讲。这些讲稿随后由湖南、山西等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又赶写了一本题为《认识与实践》的小册子,1980年5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5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成立,我被聘任为第一任部主任。在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主讲“哲学引言”和“哲学串讲”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等课程。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稿》《毛泽东哲学思想新论》等哲学教材。

  1993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8月兼任教务部主任。1994年2月任校委委员,4月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从哲学教学工作岗位转到教学行政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毫无思想准备。我是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哲学教研部的。好在我在从事教学行政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离开我所钟情的教学工作。当然,教学内容已不止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扩展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重点转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讲题包括邓小平理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等等。中央党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十分重视,起步很早,影响很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尚未公开出版,我们便从中宣部借来内部使用的“大字本”开始备课,当时叫“十教授集体备课《邓选》三卷”。整整一个多星期,大家坐在一起,通读,讨论,分讲题,写讲稿,很快就写出一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辅导教材》,于1993年11月内部出版发行。随后又于1994年11月、12月分别出版了《学习〈邓小平文选〉(1—3卷)辅导》和《〈邓小平文选〉(第2卷)辅导教材》。1995年2月,校委主持编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大纲》出版。1996年4月,苏星、龚育之和我主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中央党校课堂。

  1989年春天,中央党校校委为了落实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党校教学工作新布局,决定编写“三基本”(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五当代”(即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军事和中国国防建设、当代世界思潮、当代世界法律和中国法制建设)课程教材,郑必坚常务副校长主持其事,全校几十位教师参加,我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经过三年多的努力,陆续出版(后来又加了一个“当代世界民族与宗教”),先是作为党校教材,后来又成为全国干部学习教材,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001年7月12日,我从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迄今已有16年。在这期间,我主要做了这几方面的事:一是在校内外讲了一些课,如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几个问题、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等等。二是参加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任《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题组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课题组主要成员;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大纲课题组首席专家。三是撰写和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编著和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四是整理、出版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文稿。除在任时已出版过的文集《党的思想路线研究》外,陆续出版了《党校教学论》(2003)、《杨春贵自选集》(2005)、《论思想方法》(2011)、《杨春贵讲稿》(2013)共四本文集。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采访者:您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直强调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好吗?

  杨春贵:好的。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视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思考,重视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重大问题的哲学研究,重视结合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阐述科学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治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主要的理论风格。下面我结合自己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一)关于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以后,把端正思想路线提到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首位,并且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因此,也就成为我哲学研究的重点,我的第一本文集《党的思想路线研究》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我对“文革”结束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过程作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思考。我认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77年2月至1978年5月,广大干部、群众对“两个凡是”的抵制和反对,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代表性著作是邓小平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两次讲话。二是1978年5月至1978年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这场大讨论的策源地是中央党校,主要发动者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领导干部和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代表作是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和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场大讨论得到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坚强支持,邓小平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1978年9月6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在推动大讨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三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大意义,标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印发全会,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和新理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思考和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内涵十分丰富。它集中体现为五个“破除”和五个“坚持”: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方法,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中每一个“破除”,都叫解放思想;每一个“坚持”,都叫实事求是。只有掌握这些方面的丰富内涵,才能深刻理解党的思想路线,并自觉地将它贯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毛泽东及时而正确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讲话。可是,这篇讲话精神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特别是在“文革”中发生了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对人民内部矛盾要作具体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再认识》《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贡献》《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等论文,并与友人合作编写出版了《谈谈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

  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认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重要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人民内部既有政治思想上的是非矛盾,又有物质利益上的得失矛盾,还有科学上不同学派和艺术上不同风格的矛盾,等等。毛泽东强调,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不能认为它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对于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的矛盾,主要应当运用经济的方法去解决,同时结合以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下,学会运用经济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有些人民内部矛盾,由于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解决的方法应当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例如官僚主义者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固然需要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同时也需要通过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从制度上去解决。至于艺术和科学中的许多是非矛盾,毛泽东说,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防止简单化。

  关于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我认为应当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等,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说成是资产阶级口号而大张挞伐,是错误的;离开社会主义法治,用所谓“大民主”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更是错误的。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我认为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这一学说的主要创立者和奠基者,同时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刘少奇作出了突出贡献。我在《现代哲学》1987年第三期发表的《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贡献》一文中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一是刘少奇比较早地使用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概念,这主要体现在1951年他所写的《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这篇笔记中。二是刘少奇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1957年4月27日他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三是刘少奇对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和纠正,这主要体现在1962年5月23日他在《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他指出:“这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上这些都是对我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三)关于提高战略思维能力问题。战略思维是领导干部必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现在国内外研究战略问题的著作很多,但是,研究战略思维方法的著作很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系统的研究更少。为适应干部教育的需要,在1999年第二学期,我在中央党校课堂上首次开设了《提高战略思维能力》这个讲题,一直持续到现在。结合教学,我写了《关于战略思维》《加强对全局性问题的研究》《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等论文。同时指导了五位博士研究生和一批在职研究生撰写了有关战略思维方面的毕业论文。

  什么是战略思维?国内外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和成熟的定义。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我认为,战略思维就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它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关系,达到实践整体和长远的最佳效果,即全局的最佳效果。它是一切实践活动特别是复杂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思维方法。

  战略思维的总要求是一切着眼全局,即把全局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为此,对工作必须有全局的谋划,不可以做事务主义者;必须以全局利益作为衡量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不可以做因小失大的事情;必须在大局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可以模棱两可、随波逐流。

  战略思维应当遵循一些重要的原则。一是把握重点,即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那些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包括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中心任务,重大矛盾所决定的战略布局,关键环节所决定的工作着力点。二是统筹兼顾,即协调好各方面工作、各方面利益,优化“系统”的比例结构、顺序结构、层次结构等等。三是开阔视野,即在“系统”与“环境”的联系中研究“系统”,调动“系统”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四是照应阶段,即注意阶段之间的区别、联系和转化,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加强预见。五是抓住机遇,即多谋善断,乘势而上,去夺取胜利。

  (四)关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要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等这些重大时代课题,必须正确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四条原则。

  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被长期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别的什么主义能够救中国;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教训,特别是苏东剧变的教训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是丢不得的,丢了它,共产党就丢了魂,社会主义就会丢了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救中国,而且能够发展中国。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下转8版)

  (上接7版)

  二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把它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加以把握。对于它的每一个原理,都应当放在一定条件中去加以理解,都应当同其他的原理联系起来加以理解,都应当根据实践的经验去加以理解。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的理解。

  三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具有本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反对抽象谈论马克思主义。

  四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事物是过程,实践是过程,真理是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过程。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它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停止了,僵化了,它就没有生命力了。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

  采访者:听您讲课,看您的文章和著作,大家都感到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不刻板、不晦涩,留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请您谈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理解。

  杨春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也是大众的哲学。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二者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而大众化又离不开通俗化,通俗化是大众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我的哲学生涯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是一个始终不渝的追求。

  在广西沙池地委工作期间,我曾到凤山县长洲公社长洲大队同农民一起学哲学用哲学,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我给大家辅导《实践论》《矛盾论》,联系农村实际讲“实践出真知”“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等哲学上的大道理。农民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杨哲学”。我在辅导农民学哲学的过程中,从农民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原来脑海中比较抽象的哲学原理在生活中变得生动起来、鲜活起来。书本给我以理论知识,农民给我以生活智慧。正因为有过这段经历,后来我才有可能应广西专门供农民阅读的小刊物《政治文化夜校》之约,写出哲学常识讲话十七讲。其中运用了大量生活实例,以及谚语、成语、故事等等。不少读者来信说,看得懂,有意思,用得上。

  1980年上半年,中南四省区人民出版社为了推动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决定联合出版《政治理论基础知识丛书》,供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基层干部、群众学习,我应邀撰写了其中的一本《认识与实践》。全书6万字,我使用了大量名言警句、成语典故、生活常识等等,力求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这种写法之所以可能,一方面得益于基层的生活积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读书看报时的资料积累。我有一个习惯,阅读过程中会随手在卡片上记下有用的资料,被分门别类地保存在卡片盒里,查找起来十分方便。

  1982年2月,由韩树英教授主编的《通俗哲学》一书出版,我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我所撰写的《黑海风暴和天气预报的产生——必然性和偶然性》,引起语文专家的注意,被选入我国中等专业语文教材中。这本书重视从哲学高度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回答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具有较强的时代精神;同时又运用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的各种知识阐明深奥的哲学道理,又请漫画家方成画了24幅哲学漫画,可以说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被称为“新大众哲学”,多次修订印刷,总计印行大约有250万册,还被译成维、朝、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1983年获全国政治理论通俗读物一等奖。

  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受此启发,2003年我主编出版了四个“一百例”,即《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一百例》《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一百例》《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一百例》《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一百例》。这确是理论联系实际、搞通思想方法、提高认识的一个好方法,至今这几本书还是我经常查阅的工具书。2013年我又主编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名言》《毛泽东经典名言》《邓小平经典名言》,把他们的经典论述按其思想体系的逻辑加以排列,各有几百句,使之成为干部、群众的口袋书、枕边书。四个“一百例”、三个“几百句”,我相信无论何人经常翻阅、持之以恒,在思想理论上都会潜移默化地有所长进。

  在《人民日报》纪念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诞辰100周年的笔谈会上,我有一个简短的发言:一本《大众哲学》,在白色恐怖中虽屡受查禁而竟能在10余年间连续出版30多版,许多知识青年读了它看到光明和希望,进而走向进步、走向革命、走向延安。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艾思奇作为人民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活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把人民的实践、人民的解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自己哲学思考的主题;而对于这种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总是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浅出、通俗可懂地传达给人民,使之变成人民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无数实践证明,哲学关注人民,人民才关注哲学;哲学植根实践,实践才赋予哲学以生命,哲学与人民共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大众的哲学。

  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党校教师

  采访者:您是党校的名师,讲课很受欢迎。请您谈谈怎样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党校教师,您对今天的青年教师如何执教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杨春贵:不敢称名师。我的教学工作也有很多缺点和不足。只能讲点儿个人心得体会,与大家共勉。

  (一)熟读经典。我这里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这是做好党校教学工作的基本功,也是我们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熟读才能融会贯通,把握体系,抓住精髓,才能增强教学的自信心和说服力。一知半解不行,碎片化不行。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武装别人必先武装自己,要求别人坚定理想信念必先自己坚定理想信念。熟读经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是做合格党校教师的首要条件。经典不仅包括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而且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就其指导性、权威性来说,均堪称经典,我们一定要百倍珍惜,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地进行学习。

  (二)了解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对于党校教师来说,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深入了解党情、国情、世情,了解生活中的问题、经验、创造,了解群众的需要、意见、建议,这样讲课、写文章才接地气,有思想性和针对性,从而达到解疑释惑、推动工作的目的。我曾经对一位讲国有企业改革的老师说,你在讲课前到十个国有企业作些调查研究,你回来再讲课,肯定会上一个台阶。否则,就文件讲文件,就书本讲书本,是很难讲好一堂课的。尤其是面对我们这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员,空谈理论是绝不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的。

  (三)博览群书。心胸要开阔,眼界要开阔。不要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专业是必需的,那是你的岗位,也是你的专长。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个整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学科门类之间是相通的。我们应当立足本专业,放眼各方面,努力做一个知识广博的人。这样,你讲起课来就会既收得住、又放得开,古今中外,触类旁通,使人既懂得了某一个道理,又收获了多方面知识。这样的教学常常可以做到满堂生辉。

  (四)勤于动笔。党校教师主要是讲课,但要真正讲好课,还是要勤动笔,多写东西。教学是中心,科研是基础。我有一个体会,在许多情况下,想清楚了的东西不一定能够讲清楚,讲清楚了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写清楚。从想清楚到讲清楚是一个飞跃,从讲清楚到写清楚也是一个飞跃。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也更周密了。而且我还感到,越是年轻越是要勤动笔。岁数大了才动笔,往往力不从心;即使已经成名,如果长期不动笔,也会生疏起来,再难以动笔。生命在于运动,不仅包括体力运动,也包括脑力运动。动笔是一个很好的脑力运动。

  (五)爱岗敬业。在其位谋其政,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有担当精神,对工作精益求精,追求最高境界。能不能达到是一回事,心向往之必须有。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职责所在,一定要兢兢业业,做好每一件事,讲好每一堂课。写讲稿要十分认真,八分九分都不行,要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我讲战略思维这堂课15年,每次课前都做一定的修改,或调整结构,或补充最新资料,或变换引文。讲课也要十分认真。有课的早上,我醒来之后一般不立即起床,而是躺在那里在脑海中“过电影”:今天的课怎么开头,几个大问题,每个大问题之下有几个小点,每小点举什么实例,等等。所谓“胸有成竹”,并不是把全文背下来,而是思路清楚,要害处清楚。具体的论述,因为写作讲稿时作了反复推敲,到时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我讲课从来不看讲稿。但我是有讲稿的。不但有全稿,而且有简稿,有纲要,有提纲,一个比一个更简洁。这样,讲起来就会清清爽爽,而不会离谱。

  (访谈整理:冯秋婷 苏敬装 路 也 胥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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