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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凌云处仍虚心
——赵曜同志访谈录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访谈整理:单玉 殷玉洁    2017-03-24 00:28:51

 

  

  赵 曜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1932年生。1948年入东北行政学院(现吉林大学)学习,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到中央党校任教。曾担任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评审组副组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科学社会主义》教材)首席专家,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等职务。现任中央党校特聘教授和学术委员会委员。

  “党校教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知识来传授,要自己真学、真信、真用,要有坚定的信仰和信念。”

  “一个人要做好事,要先做好人。教师要讲师德,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特别是我的专业是研究马列、研究社会主义的,跟我们党的伟大事业结合得很紧密,对自己应有更严格的要求。”

  采访者:赵老师,您好!您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您是怎样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又是怎么来到中央党校工作的?请您先谈谈您的学习工作的经历。

  赵曜:我出生在东北哈尔滨。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所以上学比较早,5岁上学。1948年解放战争后期,我读了大学,当时叫作东北行政学院,后来改名东北人民大学,就是现在的吉林大学。

  我入学的时候,读的是行政系。当时东北行政学院直接受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相当于华北革大(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主要培养财经政法类的干部。当时学制没那么固定,我实际上就读了两年,从1948年到1950年。读书期间,除了学业上的收获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参加实践活动。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参加土改。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农村一点儿都不了解,对农村生活很好奇。我们这些大学生,去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当地工作队做工作,目的也就是锻炼一下。第二次就是参加城市户口普查。当时我是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带队到一个区里去。普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公安人员,检查有没有反革命、不法行为等。第三次是在1950年的9月,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在仁川登陆,东北形势紧张起来了。东北人民政府从我们学校调了100多个学生和干部到辽宁省,大概到10个左右的县,去做战前准备工作。我被派到丹东,那个时候还不叫丹东,叫安东。我们是从沈阳坐军车过去的,行程也很紧张。后来我们转到大东沟,去了大概有两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是两个,一个是组织担架队,另一个是修简易机场,供米格—15、米格—17飞机降落。后来志愿军出国了,形势稳定了,我们就回来了。我觉得学生时代能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还是挺有意义的。

  1950年的下半年,我提前毕业了。留系工作,做系里的学习和组织干事。系里当时没有老师,只有系主任,是位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学习干事就是组织学生学习,组织干事就是分配工作。工作了两年,到1952年,事情有了变化。全国开始实行院系调整,吉林大学从一所财经政法学校,改成了东北第一座综合性大学。文理科都有,比较全。政治系被取消了。学校把我转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从此我就不做行政和党务工作,改成从事理论工作了。这是我的一个起点。从1952年到现在,有60多年教龄。

  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以后,有一个选拔留苏教师的机会。文科有两个名额,学校确定我是其中一个。一切手续都办完了,就准备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再学习一下俄文。这时候,我们的教育长兼教研室主任找我谈话,说你别去了,现在教学任务太重,排不开。那时候老师少,学校里都是年轻教师。这就去不成了。1953年的冬天,这位教育长又找到我。他表示,上次没让我留苏,这次教育部有个名额,到马列学院学习,就给我补一下。就这样,我有了来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

  采访者:请您介绍一下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

  赵曜:那个时候马列学院只有南院。我们这些人都是自己带着行李。录取要通过三关:考试、身体检查、政治历史审查。一共来了180多人。我在马列学院一部三班学习整两年,1954年和1955年。和我同时学习的,现在中央党校的有哲学教研部的沈冲同志,他跟我在一期。这两年对马列学院来讲是比较好的时期,我们安安稳稳学习,挺有收获的。当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些名家。像杨献珍,我们就称呼他杨教员,艾思奇就是艾教员。另外还有一些苏联专家。就这样两部分教师。

  这两年我学了不少东西。1955年底,毕业了。毕业以后就回到吉林大学,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的1979年5月。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文科教学工作会议。吉林大学去了四五个老师,我是其中的一个。会开完了之后回去,路过北京。党校是我第二母校,我得来看看。党校这个时候正好复校,缺教师,于是从很多地方调,特别是高校。像杨春贵、臧志风、张绪文、鲁从明等同志,都是那个时候调来的,调了一批人。就我个人来说,我过去在校时的老师和同学都动员我到这儿来,就这样来了党校。

  我是1979年5月份来报到的。工作了两年以后,1981年的三四月份,学校任命我为科社教研室的副主任。隔了一年,到1982年春天,老同志都退了,就让我主持工作。当时不是主任,就是主持教研室工作。到1990年春天,根据薛驹同志的意见,把教研室改为教研部,原来的教学小组改称教研室,让我做教研部的主任,一直到1999年3月份才退。退休了以后又让我担任特聘教授。除了教研部的工作以外,我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兼职。第一是全国政协委员,干了两届,第八届、第九届。第二就是中宣部管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评审组。第三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我在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那个组,管学位点,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硕士学位点。后来还兼任过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山东大学有一个当代社会主义基地,聘了我去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采访者:赵老师,您50年代来中央党校学习,70年代末进入中央党校工作,目睹了党校几十年来的变化。这么多年来,关于党校的变化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赵曜:结合我个人经历来讲,从我在党校学习,后来进党校工作以来,党校本身变化太大了。各方面的设备比当初好了不知多少。教职工队伍素质也提高了很多。当时我到党校来当教师,教研室秘书向我建议,你能不能从吉林大学要几个毕业生过来?我就想方设法去要人,要来了三个人。那个时候,要一个本科毕业生都很费劲。现在都是博士生了,还要进行筛选。业务素质、知识素质比过去强多了。从党校的社会影响来说,有三个时期最大。第一是延安时期,整风运动时期。党校集中了很多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亲自抓党校工作。第二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上半期,培养了一大批人,党校现在的基础是那个时期奠定的。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始终非常重视党校工作,党和国家的大事先到党校讲,吹吹风,通通气,党校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了。

  采访者:您从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教学科研多年,成就斐然,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教学、治学的经验和体会。

  赵曜:我到党校以后,既做教师,又做教研部的负责人,讲了很多课。我的课大概从1979年一直讲到2003年,每个学期讲十次左右的课,算是比较多的。主要班次我都讲过课。科研方面,我写了一些个人的专著,也主编了一些教材和著作,主编的著作大概有二三十本,还写了几百篇文章。文章我发的比较广泛一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红旗文稿》等中央报刊上发了七八十篇左右,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的论文奖和著作奖。此外,我还带了研究生。我从1986年开始带博士生。大体上一年一个,总共带了20个博士生,此外,还带了20位在职研究生,带了8位访问学者。大概我在中央党校期间做的工作就这么多。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就教学来讲,我得过优秀教学奖,也当过优秀教师。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有很多不足和不少差距。老的如韩树英、江流同志一生从事党校教育和理论工作,桃李满天下,是我的前辈和老师。在同辈中,除担任校级领导职务的,也有很多同志比我强。如张绪文同志,在教学方面就很突出。她讲课条理清晰、通俗易懂,尤其是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得比较深刻,有独到之处。再如金春明同志对党史尤其是“文革”史有深入研究,出版了好几本大作,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居领先地位。此外,沈宝祥同志发表的文章最多,人称是党校的一枝笔。他在拨乱反正时期,以特邀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党校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采访者:请您再详细谈谈关于教学的心得体会。

  赵曜:关于党校教学的体会,我觉得有这么四点。

  第一,要热爱教师这个岗位。就我个人来讲,我很热爱教师这个工作岗位。我的祖籍是山东龙口,第一代一个人闯关东,我是第五代。到第四代,我们那个家族里,大部分都念过高等学校,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从事教师职业的比较多。我父亲做过大学和中学老师。我们那代人,一般组织分配什么就做什么,做一行爱一行。我就这么顺其自然当了老师。我自己觉得很好,也很喜欢这个职业。因为就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教育。公民的文化素质提高,关键是教育。国家强大,关键也是教育。从事教育职业,这个岗位很神圣。一个人要做好事,要先做好人。教师要讲师德,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特别是我的专业是研究马列、研究社会主义的,跟我们党的伟大事业结合得很紧密,对自己应有更严格的要求。

  第二,要打好专业基础。作为一个从事理论工作的人,研究社会主义,有两个专业基础一定要打牢。第一就是经典。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定要读好。对经典著作我还是花了很大功夫认真阅读过的。《马格斯恩格斯选集》第一版,我读了一半左右。为什么是一半左右?因为那套书不是一次出齐的,一直出版了很多年。那时候要买书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得经常跑新华书店看。有了就得马上买,不然很快就没了。出版的时间太长了,有的我就没买到。《列宁全集》出版比较集中,三十几卷。我通读过,一篇一篇地读。《斯大林全集》出得也很全、很快,我也通读过。还有《毛泽东选集》,四卷,也是通读。这些都是来党校之前,在吉林大学时读的。后来出版的《马格斯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我也都通读过,特别是一些跟我专业关系比较密切的经典著作,读了不止一遍,读了很多遍,并对其中一些重要著作写过文章,讲过课。但是不是真正做到读透了?我觉得还有距离。第二是历史知识。搞文科的,没有一个学科能离开历史。历史太重要了。但是历史知识又太庞杂了。到了明天,今天就变成历史了。对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学科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门,一门是中国近现代史,再一门就是世界近现代史。因为论从史出。我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专门有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这两门课程。在这两门史学方面,我算是稍微熟悉一点。其他通史啊,就有个大概吧,知道一些。因为人的学习总是有限的。这个基础要打好。

  第三,要虚心向老前辈、老教师学习。我从我的前辈、老教师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在我人生的三个阶段,都有很多对我有影响的老前辈、老教师。第一个阶段是在吉林大学,当时有三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一位就是教育长龚依群。他是湖南湘潭人,1937、1938年左右到的延安,先是在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鲁艺。到鲁艺不久,就当了两个处的处长,已是中层干部。后来,周扬去了当院长,他兼任周扬的秘书。东北行政学院建校,他任教育长,很有学问,可以说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懂马列,又懂文艺理论。而且为人和善,看待我们这些学生像是自己孩子一样,我很受教育。另一位就是我当时所在的政治系第一任系主任,叫郭蕻生,河南人。他是1937年春天参加革命的,也是从延安来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另外,在吉林大学期间,有位校长叫作匡亚明,他是吉林大学第四任校长。他有一整套教育思想,很超前,是难得的大教育家。他是位老党员,大革命时期,1926年就入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华东局,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华东局撤销了,他主动要求到大学去。组织上就把他安排到吉林大学当校长。在吉林大学工作了8年,后来调到南京大学当校长。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第二个阶段是我到马列学院学习的时期。那时候的教师有苏联专家,有中国学者。我们中国这边的教师都是著名学者。比如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还有郭大力、王学文、范若愚等等。这都是一些大家,他们的课我都听过,很有收获。他们讲课,各人有各人的特点。总的讲,我感到,他们那代人早熟。我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年龄最大的杨献珍就60岁左右。他经常穿着布鞋,在南院散步。我们见到了,给敬个礼,杨老笑呵呵的,很和气。艾思奇当时才40多岁。他是“文革”前逝世的,当时也就56岁。可能是那个年代逼着他们早熟。胡绳当时还兼我们一部主任,也讲课,给我们讲中国近现代史。那时他才30多岁。虽然很年轻,但那时候他们写的一些著作,今天回头看,都是传世之作。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到中央党校做教师的这个阶段。我们的老前辈是范若愚同志,他是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是马列学院第一期的学员,杨献珍的第一批大弟子。和他一批学习的还有孙定国、张香山这些名人。范老马列的底子很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也很厚。中苏论战的时候,说中国有个大秀才,说的就是范若愚同志。批判苏修的时候,要找马克思或者是列宁的语录,哪句话最管用,他一找就给找出来。他倡议成立了中国科社学会。他是第一任会长,接着就是江流同志。江流同志是抗战初期的老干部。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的成长和这些前辈老师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第四,教学和科研要相互促进。当教师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线,一个是讲课,另一个就是科研。教学要搞好,讲课要讲得好离不开搞科研,你不把科研搞好了讲课怎么能有深度。科研也不要离开教学,要紧密围绕教学,要能够相互促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很多老师都会讲课,但不会搞科研。当然,那个时代也有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刊物少。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教师们普遍有搞科研的需要,还要竞争。所以现在的老师都会两条腿走路。既能讲课,又会搞科研。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教学也好科研也好,都要坚持以下几点。一是要思路清晰。自己的思路一定要清晰,不然的话,学生很难理出头绪来。绝对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二是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应该有一定的深度。讲出来的东西能让人感到受触动、有收获。三是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要从大家常谈的东西中讲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来。四是要坚持党性原则,就是现在经常讲的党校姓党。党校姓党,我的理解,跟坚持党性原则是一致的。党校教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知识来传授,要自己真学、真信、真用,要有坚定的信仰和信念。我们那代人,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容易接受马列主义知识。学校里老师讲马列主义,我们很容易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现在的环境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的环境很复杂,西方各种思潮都有。党校教师就更应该有这个信念。另外要对党保持信赖。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的时候就几十个党员,发展到今天,我们有8800多万党员。我们党一直在执政,而且把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太不容易了。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党,绝对不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要对党绝对忠诚。这个绝对忠诚,要发自内心,表现在行动上。作为一名党校教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己的任何行为,无论是讲课也好,还是写文章也好,都要注意,要看看符合不符合中央精神。

  (访谈整理:单 玉 殷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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