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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引向深入
——邢贲思同志访谈录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访谈整理:冯秋婷 陈远章 苏敬装 路也    2017-03-31 00:20:34

 

  邢贲思

  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中共中央俄文专科学校。历任中共中央俄专、北京俄语学院教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学术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哲学研究》主编。1988年7月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校长,1994年4月兼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现为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期刊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第一届理事,中苏友协理事,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任院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搞理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学有专长,不能是‘万金油’,什么都学一点,没有专业支撑,搞不好。”

  “写文章绝对不能搞‘中药铺’,写文章就是应该像剥笋壳。笋是一层一层的,从外面一层一层地剥。写文章要从分析的角度去写,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写。”

  采访者:邢校长,您好!您是马克思主义名师大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请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谈谈自己是怎样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

  邢贲思:很多同志可能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原来是学外文的。1946年我16岁,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救国思想的影响,我大学报考的是农业经济系。1949年5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新中国外事工作的需要,中央外事组到华东几个省市招录一批青年干部,作为新中国的外事干部。1949年7月份外事小组在上海招生,经过严格考试,最后录取了我。当时解放军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需要在华东特别是在上海招收一批青年分子,去东南新开辟根据地参加工作,当时张鼎丞同志号召我们踊跃参加。后来我两个都被选中了,当时的想法是哪一个先录取就去哪个。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只要参加革命队伍我都愿意。结果发榜了,我后来选择参加北上外文大队。当时中央有规定,所有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分子,必须经过华北革大学习,目的是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华北革大原来所在地,就是现在离中央党校很近的西苑机关那里。经过半年学习,1949年10月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华北革大第一批团员、党员。

  采访者:那么您从事理论工作的历程是怎样的?

  邢贲思:至于我参加理论工作的历程,我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理论入门,主要是指我在俄文专修学校留校当教员的经历。留校后,学校先是让我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课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门课程在大学时候学过一点,但是让我讲课,困难很大。当时师哲同志就让我们到人民大学去旁听课程,听何干之和胡华老师的课,回来后再自己编写讲义,然后去讲。那时候我才22岁,这样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学校又准备给四年级开哲学课,我们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经济学比较强,马列主义基础比较强,革命史后来也比较强,唯独哲学没有人教,学校就准备抽几个人开这个课。我们向领导反映没学过,当时又是学校出面,跟马列学院联系,当时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学校选派4个人,2个学经济学,2个学哲学,到马列学院学习,学习毕业后必须回学校。最后我们4个人参加马列学院一部二班的学习。当时一部的主任是胡绳同志,所以我一开始就跟胡绳同志比较熟,他既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又是我们的老师。

  第二阶段是打基础,主要是指在马列学院两年的系统学习经历。在马列学院一部二班两年的学习,对我帮助特别大。对一个刚刚参加理论工作,尚未入门的青年教师,经过两年系统的学习培训,提高是比较快的。当时马列学院师资队伍很强,艾思奇教我们哲学,郭大力讲经济学,胡绳讲近代史,张如心讲中共党史。这么一个阵容。再加上杨献珍也亲自讲课,他重点讲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除此之外还有苏联专家。马列学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可以说,我对理论工作的真正兴趣是在这两年培养起来了,因为学进去了,有兴趣了。这两年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党校学习后,让我们回去教课,那水平就不一样了。

  第三阶段是积累沉淀,主要是指在哲学所31年的学习提升经历。整整31年,有几个方面的经历和感受特别值得回忆。

  一是继续打基础。哲学所要求特别严格,要求我们先不要着急写文章、写著作,但是一定要写笔记,读完一本书一定要写一个几千字的笔记。我写了16本。导师要求也特别严格,当时我的导师李光灿先生规定我们每天要读50页经典著作,一个星期谈一次话。导师跟我们对谈,会问我们读书后有哪些体会,哪些不明白的,哪些有收获的,谈话不是拷问式的,而是对话式的。这是打基础的一个重要方法。当时第二个打基础的方式就是到老师家开课。我记得有位温锡增先生,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讲柏克来的唯心主义哲学。温先生给我们讲课有个特点,要用英文讲,用的书也是柏克来原版的书。他当时说只能有三个人到他家学习,每天晚上两个小时。因为书只有三本,他用一本,只能借两本出来。我报名了,当时我的英文还是解放前的底子,听起来比较吃力,提问可以用中文,讲课必须用英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哲学所对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是非常到位的。

  二是学会研究问题,学会做研究。几位老师都跟我谈,做研究工作不是写书。研究工作是研究问题,把问题研究清楚以后才能写文章、出书。几位专家都告诉我,做研究要从专题研究入手,就是你光确立一个专业方向还不行,比如搞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大,从哪里开始,从哪入手?要从专题入手,当时在导师引导下,我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入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怎么形成的,但是这个题目还是太大,还要分解,所以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分解为若干个小课题。由大的专题分解为若干小课题,一个个研究清楚,把小课题研究清楚了,那么大的专题你也就清楚了,然后才谈得上写文章、写书。我们哲学所当时有一个好的条件,好多前辈跟我们关系很密切,既有搞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如冯友兰、贺麟、侯外庐、张岱年等,经常到哲学所来跟我们座谈;也有搞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特别是胡绳同志来得比较多。我在“文革”之前没有出书,但是我积累了大量材料,发表了很多文章,在哲学研究上有几篇还是比较有影响的,最长一篇文章有两万五千字,叫《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在哲学界还是比较有影响。“文革”后我把这段时间的一些积累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另一本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就是我在哲学所这段时间从专题入手学会搞研究的两个成果。可以说,我的点滴进步并不是突然来的,都是经过一定的积累。

  三是学会写文章。写文章不仅是会写专业性文章,还要会写评论性的文章,这点前辈学者对我帮助很大。胡绳同志跟我们讲,不能光会写哲学史或者比较专门的学术性文章,作为理论工作者必须学会写评论。这对我启发很大。现在说“要以问题为导向”,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写评论员文章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就是针对当前比较突出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经过研究、思考后写出一篇评论。我写的比较早的两篇,一篇评论员文章,是1960年1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自由和自觉》。还有一篇是1962年在《红旗》杂志第19期发表的《集体研究和个人研究》,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比较大。写文章绝对不能搞“中药铺”,写文章就是应该像剥笋壳。笋是一层一层的,从外面一层一层地剥。写文章要从分析的角度去写,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写。胡绳的文章就有这个特点,他有一个论文集叫《枣下论丛》,里面的文章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他是针对当时某个热点问题发表观点,一层一层地分析。他写的文章逻辑性特别强,一层层分析下来,真正是逻辑的力量。为什么有的理论文章不能感人?因为没有逻辑,不是那种剥笋壳的一层层分析下来,剥到最后笋尖出来了。他笋尖老早就冒出来了,这样没有味道。

  四是我研究工作的转向,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也是比较偶然,当时哲学所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不是太多。我们学哲学的人,还是要回归一些现实问题。所以当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我当时还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1978年4月9日,我发表了《哲学和宗教》这篇文章,主要批评一种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是一种神学。当时影响非常大。有一种是批评的声音,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在当时确实风险比较大。文章出来后,《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同志给我反映,让我有两种思想准备。我说好,没问题。他接下来让我写《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另外一位同志写的文章,就是《标准只有一个》,1000字的文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表后收到很多来信,后来《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何匡同志要我写文章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背景,胡福明同志发表的那篇文章,前前后后我都不知道,就是凭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理解,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这篇文章在6月16日见报的,在胡福明这篇文章之后。7月份,吴江同志在《解放军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人民日报出版社把这三篇文章合并在一起,作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前期的几篇重要文章。这以后各地各单位就邀请我作报告。之后的1978—1980年我写了差不多30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哲学所还有一个事情要讲一讲,就是参加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当时国家要实施一个大工程,就是要编写大百科全书,覆盖各个学科,哲学卷当时交给哲学所。阎明复同志跟我商量,像哲学卷这样的重头戏肯定要请权威的专家来挂帅,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请胡绳同志。于是我们两个到胡绳家里请他出山。但是他给我交代一个任务,要我当常务,主要的工作由我负责。当时我是花了四年的工夫,从1982—1986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收获很大。当时胡乔木同志要求,请最合适的专家写最合适的条目。当时没有人推却,因为都知道这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很多大专家写出来的五百字都不到的条目,都反复地修改。有些专家虽然已经高龄,身体也不好,为了写短短几百字的条目反复地修改,精神令我们非常感动,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我记得是孔子的一个条目,五千个字,专家换了好几位,都是著名专家。

  第四阶段是专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指在中央党校期间研究的转变。1988年7月,我到中央党校任职,党校六年(1988—1994年)多的时间对我帮助很大,最主要一个就是对联系现实问题的研究。党校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研究问题的重点是现实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我来了以后要适应这样一种环境,除了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以外,我研究的重点也有了变化了,重点转向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当前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以上就是我简单作一个经历的回顾,共四段:俄文专修学校、马列学院、哲学所、党校。这四段经历对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讲帮助比较大,第一段为起步阶段,第二段叫入门阶段,第三段是提高阶段,第四个是总结阶段。

  采访者:作为一名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请您谈谈关于理论工作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邢贲思:做一个合格的理论工作者,我感觉有几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要打好基础。基础一定要打得比较扎实牢靠,基础不牢,那就很漂浮,写文章、教学科研都是很漂的。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两段时间打基础,一是马列学院系统的学习,另一个是哲学所30年的锤炼,30年的磨练提高,打好基础后才开始研究问题,做研究。

  第二,要学有专长。就是你要依附在一个专业上面,因为理论工作的天地那么广阔,没有一个专业作为你的依附点,很难做好。从我们的前辈来看,凡是理论上学术上有成就的老先生和同事,都有这个特点,都学有专长,比如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郭大力同志等。从我们的同辈来看,跟我们年龄资历差不多的朋友也都是那样,比如说龚育之同志,大家都知道他是党史专家,他还是自然辩证法的专家。这些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科上都有着力点,有学科作为支撑,功底就比较深厚。还有金冲及同志的近代史功底相当深厚,对毛泽东、周恩来传记的研究有很多贡献,是近代史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专家。刘国光同志是经济学专家,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学习经济学,全国解放后留苏,在苏联的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是当时经济所的所谓几大“金刚”之一。我为什么说这些呢?搞理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学有专长,不能是“万金油”,什么都学一点,没有专业支撑,搞不好。

  第三,要经受多种锻炼。从事理论工作,需要非常丰富的社会实践,所以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好像跟现在的工作不搭界,但是对以后的发展相当有帮助。我本人就经受了很多这样的锻炼,举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我还在大学工作的时候,1955年被借调到北京市委高校工委,即后来的市委大学部,书记是蒋南翔,副书记是宋硕。我带五六位同志参加前门区大五金批发商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经历对我帮助很大,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体会比一般的学习书本文件体会要深刻。这次改造比较顺利,我们也得到了比较好的实际工作锻炼,对党的政策、思想、理论领会得比一般学习要深刻的多。

  第四,要勤奋。这种勤奋不是一般的勤奋,是要特别的勤奋。我当时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时候很少有凌晨一点钟以前睡觉的,年纪轻,身体也扛得住。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上强调过三勤——勤读、勤思、勤写。写是非常重要的,把你所读所思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把阅读思考的成果用文字表现出来,这就是写文章的准备。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成果,最普通的就是写笔记,你看一篇文章后写笔记,笔记不是照抄它的内容,而是在领悟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好处太大了,我自己受益很多。我是养成了这个习惯的,坚持写笔记,笔记写得好,就可以成为一篇文章。

  第五,要有正确态度。理论工作确实比较重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里理论工作是“管总”“管头”的。对理论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治思想的要求,比其他领域的人员要求要高。党校对干部、对老师的要求比一般高校要高,这是党校的好传统。

  采访者:作为老党校人,您对党校、对党校的青年教师有哪些希望?

  邢贲思:我在党校工作那么多年,对党校的感情是很深的,作为老党校人,对党校、对年轻的老师,我也有几点希望:

  第一,对党校的希望。我认为党校现在形势很好,有中央的关怀重视。中央高度重视党校工作,人才济济,团结奋进,教学科研工作比我们当时要高出一大截,水平比我们有很大提高。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是保持好的传统,不要隔断历史。我最近看了刘云山同志讲党校姓党的讲课稿,很全面很系统。好的传统一定要继承下来,重视党性修养,重视严格要求。二是党校在教学科研中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搞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延安时期,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党校的校风,要继承和发扬。

  第二,对青年教师的希望。这里只强调八个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志存高远,就是说永远不要满足现状,党把我们放在这个岗位上,力求做到更好,没有最好。理论工作没有止境,前辈学者也有缺点和不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谈何容易,我们花一辈子来做都不一定做得好,对自己要有高标准高要求。脚踏实地,千万不要学习学术明星,要能板凳坐的十年冷。你要在这个岗位上做一点事,出一点成绩,绝非容易的事情。这要经过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夜不能寐。学无止境,一定要踏踏实实地甘于坐冷板凳,才会有更好的成绩。

  (访谈整理:冯秋婷 陈远章苏敬装 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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