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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大众的解放、富裕和幸福而工作
——王珏同志访谈录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赵杰 吴小雪    2017-04-14 07:42:17

 


  王 珏

  1945年10月—1950年7月在东北辽宁地区的部分区、县领导基层革命和土地改革工作,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8月考入中央马列学院(现中央党校)学习,1953年底留校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9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市场经济报社社长等。

  “经济学这门学科最经典的著作就是《资本论》,要把这本书学扎实,理解透彻,然后再联系中国的情况去解决具体问题,就可以得出比较系统的结论,这是我最深的体会。”

  “我这一生都专注于《资本论》的研究,如果说我对中国经济学有一点贡献,那也离不开《资本论》。”

  采访者:王老师,您好!您一生研究《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请您先简要回顾一下您学习和工作的主要经历。

  王珏: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时,19岁的我正好高中毕业。本来,按照家里的期望,我应该去考大学,继续深造。但当我拿到大学准考证时,共产党人来到我的家乡。我出身于农民家庭,深知普通穷苦老百姓生活的艰辛,我渴望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为穷人翻身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我放弃了读大学,跟着共产党参加了革命。

  我和一些同学组织了辽中县青年同盟会,我被推举为副会长兼组织干事。当时同盟会的会长裴恩凯,他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马克思。1945年9月,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接管了辽中县城,经杨斌介绍,11月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那时候入党都是秘密的、地下的,入党宣誓也很严格,我就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怀着追求光明与进步的理想加入了党组织,投身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中。

  这时,县委开始在农村组建农会并推行减租减息运动,我和杨斌被派到第一区开展工作,11月一区工作结束,我又被派到第五区任区委书记。这一时期东北的很多土匪都被国民党收编,对共产党的地方政权进行疯狂袭击,斗争形势很严峻。根据县委指示,第五区组织了武装工作队,当时叫“武工队”,我担任队长,在辽阳、海城、鞍山、盖平等地的山区打游击。在这种环境中,在党的培养下,我逐步成长起来。因为当时斗争很残酷,我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非常紧密,老百姓给予我们很多支持,我们也必须对群众负责,说话算话。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那种战争环境中,我们和老百姓确实是鱼水情深,我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立定了志愿,要付出一切直至生命,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奋斗终生!这种坚定的信念,在此后的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动摇过。

  1947年,东北解放区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我被分配到临江县松树镇区(即第九区)任区委书记。当时松树镇区的土匪依然很多,我就边打仗边组织工作。土改开始后,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陈云同志亲自领导辽东省的土地改革。我当时所在区土改政策落实得比较好。我们深入到农户中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农民的真实意见,给他们耐心讲解党的土改政策,然后再综合分析,开展工作。由于我们确实做到了保护工商业,联合富农,团结中农,依靠贫下中农和雇农。因此,在“四保临江”的时候,我们区提供的后勤服务和兵员最多,在支援前线的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县领导的表扬,被县里评选为典型模范区。后来陈云同志来临江,组织召开了一次辽东地区土改座谈会,临江县派我去参加。座谈会上,我讲了九区土改的情况,陈云同志很感兴趣,肯定了我们的工作,还向我详细询问了一些我们区土改的具体情况。1948年3月,我被调到林子头区(第五区)任区委书记。这个区有个煤炭工业基地,所以我就组织和发展生产,搞经济工作。半年后被调到城乡区(第一区)任区委书记,帮助农民搞互助组、合作社。

  1949年3月,我又被调到临江县,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县工会主席和青年团书记。这些工作经历和磨炼使我对学习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奠定了我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那时我除了通读上级发放的12本《干部必读》外,还在去省委开会时买了一本《资本论》。但是,由于没有人辅导,我只读懂了第一卷,第二、三卷的很多地方都没弄清楚。新中国成立后,我也有时间读书了,尤其是读了很多马列经典著作,被《资本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深深吸引。

  1950年中央马列学院招生,辽东省通化地委推荐我到北京参加考试。我记得很清楚,1950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我到的北京。8月1日参加笔试、面试,然后宣布说我考上了,就入了校。那时马列学院是刘少奇同志任院长,杨献珍同志是教育长。当时是四年制,第一年学历史,包括中国史和外国史,第二年上半年学哲学,下半年学经济学,第三年上半年学科学社会主义,下半年学党史。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讲经济,艾思奇讲哲学,杨献珍讲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名师大家。我实际就上了三年学,后来就留校当教员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开始研究《资本论》。

  采访者:请您详细谈谈您是如何研究《资本论》的。

  王珏:我在东北最初读《资本论》时,读了3遍,很多地方,特别是关于地租那一章一直没读懂。这次,我下决心要把《资本论》学通学透。当时郭大力是经济学教研室第一任主任,主讲《资本论》。我读到哪一条不懂了,就去找郭大力主任请教。他给我讲得特别详细,使我对《资本论》越来越感兴趣。实际上,我现在懂了,《资本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本教科书。真正读懂了《资本论》,就懂得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去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就能提纲挈领,搞清楚历史发展的主线。所以在经济学教研室,我研究了10年《资本论》,讲了10年《资本论》。开始是当助教。那时候马列学院请了一位叫左托夫的苏联专家来教经济学,他对《资本论》也非常熟,我给他当了两年助教。他走后,我给老经济学家王学文又当了一年助教。这段时间,我把读《资本论》时搞不懂的问题都一一向他们请教,基本上把《资本论》读懂了。给王学文当助教时,我就开始讲《资本论》了。我每个礼拜讲两次,讲了一年多。在教学中,我发现很多来学习的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不高,学《资本论》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我就想怎么讲才能让他们听懂,容易接受呢?我就开始解释《资本论》,每章每节地解释,提出重点,最后写成了90多万字的讲解性著作《〈资本论〉介绍》。

  从1954年留下当助教,到1964年学习宣讲《资本论》,整整10年。《资本论》第一卷我读了10遍,第二、三卷我也都读了六七遍。当时年轻脑子好,《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我都能背下来,熟能生巧,讲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40岁以前,我基本没在12点前睡过觉,每天都读书到深夜。马克思的书很多,为了加深对《资本论》的理解,我读了许多相关书籍,最著名的有《反杜林论》《工资价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等。当时除了讲课就是看书,我的信念就是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由于理论知识学得比较透彻,所以我讲课从来不用讲稿,都是事先考虑好,按照一个逻辑主线去讲,一气呵成。可以说,我这一辈子,一直在研究《资本论》。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我主要就是沉下心来把《资本论》读好,钻研透,然后要跳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讲解《资本论》时,我就发现苏联搞的那一套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学习照搬苏联,结果经济上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开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1978年我去浙江做调研,一位曾在党校学习过的地委书记要求我给干部们讲一课。我就给他们讲价值规律、商品经济,我说农村必须搞商品经济,进行商品生产,用供求来决定价格,才能把生产搞上去。当时大家听了都觉得这种提法太新鲜了,从来没有人讲这些,这样到底对不对、行不行?大家开始动脑筋想问题。到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提出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浙江省在这方面是比较领先的,他们的乡镇企业搞得比较好。

  1980年,全国党校系统在哈尔滨召开经济学学科年会,我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认为我们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当时争论很激烈,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争论才逐渐平息。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开始重点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我在党校省部班讲课时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股份制。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我在1988年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典型形态是现代股份有限公司。这个理论争议更大,直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才得到充分肯定。

  总而言之,我这一生都专注于《资本论》的研究,如果说我对中国经济学有一点贡献,那也离不开《资本论》。我的经济学主张和观点,就是把《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所以总体上讲,战争时期,我是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战斗;后来我搞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而工作,为了使干部增强马列主义的信仰、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工作。

  采访者:您是中央党校知名经济学教授,请您谈谈您在教学科研中的心得体会。

  王珏:我在党校工作了60年,一直到85岁仍在带博士生。几年前,我向校委递交了离休申请报告。因为我听力和视力严重下降,与人交流比较困难,已不能再为党和人民作贡献。作为共产党员,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心里不安,所以我就申请离休了。应该说是党的培养教育,我所在单位历任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爱护、支持,我才能有今天。

  在教学方面:执教多年,中国31个省区市,除了台湾没去过,西藏是我助手替我去的外,其他省市我都去讲课和教学多次。最多的是河南,我去讲过40多次。因为中央党校的五七干校在河南,所以当地很多干部请我去讲课。周口地区的所有县、人民公社我几乎都去讲过。山东、浙江和广东等省我也都去过30多次。另外很多地方党校、企业等我也去讲过多次。大概算了一下,外出讲课至少有500余次。我还到美国讲过一次,当时赠送了一本书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我讲课不分层次,可以给党校的省部级干部讲,也可以给街道干部、中学老师讲。由于一段时期总政把我编写的《市场经济概论》作为军队高级干部必读教材,所以各大军区也都曾请我去讲过课。改革开放前,我讲《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改革开放后就讲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可以说,在全国听过我讲课的应该不低于100万人。

  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出举办“全国党校经济学科年会”,得到各级党校经济学科负责人的支持,成为惯例。从那时起,每年开一次会,每次确定一个主题。主题报告一般都是我来拟定。我根据当时党校经济学科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准备一个主题讲演,然后各级党校的经济学科都按照这个主题去钻研,大家反映效果很好。1981年,我们成立了全国党校干校《资本论》研究会,为全国各级党校培养了不少研究《资本论》、讲解《资本论》的教学干部。我们开办了3期《资本论》学习班,每期都是100多人,学员是全国省级市级党校的经济学干部,每期3个月,学完一本40多万字的《资本论简本》。这些人后来成为各级党校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骨干。各级党校也对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在科研方面:我这一辈子都在研究经济学,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个人写的和与其他人合写的书共有50多本,文章写了四五百篇,大约有1300万字。其中《论现代公有制》2001年获得第十二届国家图书奖,《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纲要》1989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等。此外,我还受聘担任了8个城市及10多家企业的高级顾问、20多个省市党校的兼职教授、10多所大专院校的客座教授以及10多家经济类重要杂志的编委和顾问。党和人民也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86年我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3年至1998年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入选20世纪中国百名经济学家。

  采访者:您在党校工作了60年,能否请您给现在的年轻教师分享一些治学和执教的经验?

  王珏:好的,我讲三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我最主要的经验就是要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坚定的理论自信。必须沉下心来,一心一意去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功底深厚了,研究现实问题时,理论性就比较强,讲问题也逻辑严谨。经济学这门学科最经典的著作就是《资本论》,要把这本书学扎实,理解透彻,然后再联系中国的情况去解决具体问题,就可以得出比较系统的结论,这是我最深的体会。另外,就是要有坚定的理论自信。这么多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的很多观点刚提出的时候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20世纪80年代中,我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实行股份制,建立“法人财产权”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相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争论很大。很多人都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提倡股份制就是变相鼓吹私有制。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我认为我没有错,我提出的这些主张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经过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来考察和考虑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也一次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一直坚信我的理论是有根据的,有实践基础的,从来没因各种反对意见和压力而放弃自己的观点。

  第二,在治学方面,要认真地做独立思考,以问题为导向,不能人云亦云。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理论概括要力求准确严谨,要刻苦钻研、埋头苦干,不要华而不实,贪图虚荣;最重要的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我搞研究一直遵循一个原则,没研究过的东西不讲,没考虑过的东西不讲,不了解实际问题的不讲,空对空的事情我不干。我讲的都是现实问题,都是群众想知道的党的政策、基本思想、基本理论的问题。我的经验就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根据讲授对象的具体情况来讲解。要解决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想法,而且能给人一点启发。我讲课比较受欢迎就是因为从来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着重引导和启发,使大家听过后都能有一些想法,都能思考一些问题。

  第三,要充分认识党校教师的独特性。我认为党校的特殊性就在于党校姓党,党校的干部是按照党的宗旨来服务的,因此必须谦虚谨慎、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为人民工作。党校的治学、教学也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党校的校训,也是我们党校干部的立身之本。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前更应该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展研究。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是非常了不起的,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归纳起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思想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都是从最根本的原理出发并将其现实化、现代化,与当前的国情世情紧密相关,都是有根本理论做基础的。年轻教员们应该好好地研究、宣传,使这些理论得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使党的路线能够在国家建设中更好地贯彻和执行。这是我们党校的职责所在。

  (访谈整理:赵 杰 吴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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