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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悟真实的哲学人生
——宋惠昌同志访谈录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访谈整理:彭劲松 代江波 胥 晴韩秀莉    2017-06-23 00:27:40

 

  

  宋惠昌

  1964年8月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本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党校研究生部(现研究生院)主任。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意识形态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荣获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中央党校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以及优秀教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等。现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博士生导师。

  “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校教师,就必须把自己想传播的思想理论,用经过消化了的历史经验‘激活’。以鲜活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理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值得传播。”

  “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取得真正的进展,一个重要出路,是必须切实把理论研究奠定在牢固的学术基础上。”

  “学术的这种原创性本质,对学术研究本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

  采访者:宋老师,您好!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成绩斐然。您是如何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请您先和我们谈谈您的经历。

  宋惠昌:我1937年12月4日出生于山东长岛。196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8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从事哲学研究。“文化大革命”中,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下放鞍钢矿山劳动。1978年4月,我由国家冶金工业部办公厅调研室调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从事哲学教学工作。

  1978年4月的中央党校,正在进行有历史意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个讨论,形成了新时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环境。这是我在党校教学生涯的良好开端。

  我很热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科研工作,虽然已经退休了,但实际上仍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着,直到现在还在给研究生讲专业课。1978年至2002年,除承担过研究生部的教学行政工作外,前半段时间主要给党政干部班讲课,后半段时间主要担负指导培养研究生的工作。2015年9月开始,又担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工作。

  采访者:您的经历很丰富,这些人生经历对您的教学有帮助吗?

  宋惠昌:有。党校的教学工作,对教师的要求是全面的,教师与学员之间不仅要有理论知识交流,还要进行感情交流。通过一段时间的讲课,以及为干部班学员辅导,特别是和他们的交流,我感到自己能够比较快地与他们产生共同语言。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能够真正沟通,仅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大体上相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体验。教学任务的完成,需要教师与学员之间理性知识和感性经验的结合,而后者则是前者所不能替代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自己得益于比较丰富的人生经历。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虽然是短短的20多年,却由于对许多事情的深刻感受与思考,我获得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却是平常半个世纪也无法相比的。

  大学毕业后本来想马上投入研究工作,可10多年宝贵时间却在“运动”中消耗掉了,这自然可惜;但恰恰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我获得了丰富的思想感受。这些丰富而生动的经验资料,经过历史的对比和反思,逐渐融化为我人生中难以磨灭的思想财富。这些思想财富,已成为教学过程中我与学员进行沟通的一座精神桥梁。

  我记得,一次与某地一位县委书记学员交谈时,我们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等问题产生了共识,认为新时期的工作,仍然应该借鉴这个历史教训。这样,我在给干部班讲课中谈到这些问题时,究竟怎么讲、讲到什么程度,确立什么样的针对性,心里就比较有底了。可见,讲现实中的问题,也应该有历史感。讲课的所谓“历史感”,就是把我们所研究和讲解的问题,作为一种发展过程来对待。我认为,在党校的干部班教学中,研究或者讲解问题,都应该以鲜活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如果在讲课中,能以切身感受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那是再好不过了;但就大多数人来说,历史经验不可能完全是亲历的。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努力学习历史。有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基础,才能使我们讲的和写的东西真正“活起来”。

  实际上,这些人生经历对我是一种无形的磨炼,它把我学过的那些书本知识,诸如一系列的哲学理论原理,内化为我的思想见解。黑格尔有这样一个思想观点:同样的一句格言,在一个青年人口中说出,与在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口中说出,含义是不同的。这就是说,要使自己讲课或写文章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就必须亲身实践,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在消化和思考中不断使自己获得的理论得到升华。这几年,我反思自己的党校教学生涯,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校教师,就必须把自己想传播的思想理论,用经过消化了的历史经验“激活”。以鲜活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理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值得传播。

  采访者:您在学术研究方面成果很多,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从事党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心得体会。

  宋惠昌:好的。这些年来的教学工作,使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可靠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取得真正的进展,一个重要出路,是必须切实把理论研究奠定在牢固的学术基础上。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充分认识学术的原创性本质。学术的这种原创性本质,对学术研究本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来说,学术研究工作必须首先占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即原始性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综合,高度概括出新的理论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功。

  学术理论本身,是对一些特定领域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所提供的某种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虽没有直接的实际应用价值,但它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指出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这具有比直接应用更高的价值。学术之大用,正在于它的这种“无用”,即真正学术的“无用之大用”。学术的这个本质特征,对于正确地进行科学研究有特殊指导意义。之所以有些人对学术研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学术的这个特点,其突出表现,是某些人并没有深入研究,就急急忙忙搞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研究作风,常常是事倍功半的,甚至还可能把研究工作引入歧途。因为你对理论本身并没有搞清楚,怎么会正确地联系实际呢?所以,要克服学术研究中的急躁情绪和实用主义作风。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党校教师来说,扎扎实实进行本学科的科研工作,才能造就扎实的学术功底,这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基础和基本功。我在不同时期,根据教学工作的需要,争取时间,进行相应的科研工作。在讲课过程中,包括退休后的十几年中,针对不同的现实问题,从事了一些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和若干学术著作。此外我还参与了一些著作,如《通俗哲学》等,还有一部分由我主编的著作,如《应用伦理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读本》等。

  采访者:党校的发展离不开老一辈学者的努力开拓和奉献,青年人需要向老一辈学者认真学习。您觉得作为一名党校老师,取得进步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宋惠昌:教育者首先是一个受教育者。当教师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停地自我学习的过程,离开了学习,停止了学习,就没有了当教师的资格。我这里说的学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向书本学习,一个是向人学习,而向人学习是指向社会上的一切人学习。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有自己特殊的人生经验教训,身上都蕴藏着丰富的知识。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向自己周围的一切人学习,是取得进步的一个根本途径。作为教师,虚心向学生学习,是一个重要内容。

  这方面,我们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营养。比如说,《论语》《孟子》书中,孔子的“不耻下问”、孟子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一类经典名句,反复阅读、仔细琢磨,每次都会有启发,受教育。《论语》中记载,孔子曾以不同的语言阐述过人应该“不耻下问”的思想,比如,“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据朱熹的注释说,孔子这句话,是为教育他的学生子路“强其所不知以为知”的毛病而发的。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一个人不要以承认自己的无知为耻,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人应该对自己实事求是。再比如,“子入大(泰)庙,每事问”。大(泰)庙,是学礼的地方。这句话是说,孔子对礼虽然比一般人熟悉,但他仍然虚心好学。再比如,“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对这句语是这样注释的,“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这就是说,从不同角度看,任何人都有我们可学习的一面。

  《孟子》一书中也有与孔子的“不耻下问”相一致的思想,这就是《孟子》中的经典名句,“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里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一句,与孔子的“不耻下问”,是互相呼应的,实质上是一个意思。如果结合实际,深入思考,我们会深刻地认识到,坚持“不耻下问”与反对“好为人师”,不仅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品质问题——对群众的态度问题。

  重温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的思想作风,会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毛泽东说过,他当年调查研究,被调查的无论什么人,他都是恭恭敬敬地口问、手记。毛泽东深切体会到,搞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他有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些话对我们理解“不耻下问”的精神实质,是有现实意义的。

  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各类人,就会对朱熹那句“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有深刻的理解,会认识到“耻于下问”与“好为人师”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好为人师”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因素。这方面,我个人有过痛切的感受。我已经当了大半辈子教师,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基层行政领导,有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教训。教训之一就是形成了那种“以为人师”自居的心理,特别是在年轻人面前,摆出教育者的姿态,说话常常用教训人的口吻和指令性语言。有鉴于此,我决心把坚持“不耻下问”与反对“好为人师”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特别是要时时刻刻记住:“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那么,怎么样才能真正坚持“不耻下问”,克服“好为人师”的坏习惯呢?我觉得,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诚恳地承认自己的无知,认真向书本学习,虚心向一切人学习,一辈子老老实实地当一个学生。

  采访者:党校是我们党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您在如何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也很有心得,写了不少文章。您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具备哪些主要素质?

  宋惠昌:总结我们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加强理论工作者自身的人格修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做学问与做人的关系。

  做学问说到底是个做人的问题。这个思想,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始终都表现得很突出;而在现代西方学术思想中,也是如此,即人的问题、人的本质问题、人性问题、人生哲学问题等,越来越成为哲学的主题。什么是人?怎样做人?这几乎已经成为各学科的共同课题,是人生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我认为,在所有学问中,做人是最大的学问,在所有道理中,做人的道理是最根本的道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

  我国宋代大学者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从方法论角度看,这里所说“做人的学问”“做人的道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主要是要有做人的尊严,也可以说应该具有人格尊严,就是要求你形成和具有值得别人尊重的东西。这里所说的“人格的尊严”,即自己身上“值得别人尊重的东西”。我认为,最重要、有决定意义的就是自己纯洁的、科学的、独立的思想,和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的高尚品德。这是每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即人们常说的学问和道德。一个人的学问和道德,即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修养水平,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值得尊重的主要根据。

  (访谈整理:彭劲松 代江波 胥 晴韩秀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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