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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心的混沌与清醒之间
——我的文学“追问”之旅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丁捷    2017-06-02 08:03:46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反腐纪实文学作品《追问》上市两个月,保持着日均销售近万册的纪录,数周雄踞全国非虚构文学排行榜之首,引发了今年春夏之交反腐题材文艺的创作热潮。然而,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追问》引发的全民式的“追问”,恐怕才是这部作品的真正目的和意义。作者丁捷是当代著名作家,此前一直写作青春题材作品,到底是什么促使他在写作方向上发生了“转向”,推出了这部“反腐纪实文学”作品?应本报之邀,作者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作体会。 ——编 者

  一

  作为一个少年时代就开始写作的人,我在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之后,有过许多不适。我对文学的偏执和依赖,在参加工作进入现实生活后,处处受到撞击。我对世俗日常的缓慢进入,对世态的惯于挑剔,以及处理生活细节上的迂拙,使自己时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江苏女作家周淑娟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作家丁捷:天真人》的文章,回忆当时见我的情形:

  “与丁捷的第一次见面的第一瞬间,有点失望。在南京出版人办的凤凰台酒店,他憨憨地走过来,高而又胖,那样子就是中国流行的企业老总范儿,应酬过度,宅过度,皮肤雪白,神智松懈;但一留意,也见有些世故的精明,在眉宇间坏坏地闪烁。丁捷那时正在一个省属的文化集团当副老总,我就心想,看来传说中的大才子,至少外形没有长得脱俗。丁捷送给我一本新书《沿着爱的方向》,设计很精美,用了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先生的作品作插封。丁捷示意我翻开扉页上的作者照片,说两三年前,鄙人是这样潇洒的。我一看果然英俊小生啊!丁捷紧接着自嘲:适当用点年轻貌美的照片,不算无耻,实属无奈,写诗嘛,要有点写诗的样子。”

  这段文字是我那个年龄那个状态最好的写照。这段文字表述出来的年轻人,其实是我固有的人文情怀所排斥的,也是今天我回忆起来最无趣、最飘浮的一尊形象。人越在俗处行走,就越是不能从俗中自拔。但意识到要自拔,这个时候往往有残余的理想和浪漫在作怪。内心里,我依然没有放弃努力做一个对纯真的感情有抒发欲望的人,对美好的世界有无限向往的人,对虚伪和邪恶有痛击冲动的人,对自己有约束有要求的人。这份难得的心曲促成了我后来的援疆经历。36岁那年,我主动给组织上打报告申请援疆,此后3年在新疆任职。新疆博大的自然和浓郁人情,重塑了我内心的热诚和纯粹。当援疆结束,被西域烈日晒得浑身黝黑的我回到南京,在这个甚嚣尘上的发达都市里,我又面临着新的不适,我重新变成了一个激愤的理想主义书生。此后的几年,我因等待新的工作处于半赋闲状态,我拿起了书本,以及笔,在2010年写作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亢奋》。这部小说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成为电子阅读的千万点击量作品。它是一部直面当时现实社会及其“精英群体”的作品,击中了某些时弊——物质主义的亢进,使人在权谋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催发人情堕落,人心扭曲,人性退化。现在想起来,《亢奋》的写作冥冥之中就指向了今天的《追问》。没有昨天的《亢奋》,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追问》。

  二

  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我被任命为一家省属文化单位的纪委书记。毫不讳言,我的人生因此有了一些改变——最大的改变,当然还不是生活,而是内心。几年里,我所闻所历、可以深度嵌入记忆的非常故事,比任何一段工作时期都要多,我内心的振荡频率与幅度,远远超过既往。

  不久之后的一次工作交流中,上级纪委的一位领导对我说:你是一位作家,比一般人更敏感。你跟我们一起感受到了反腐败这份职责带来的情感冲击,面对的,有怀疑和曲解,有助阵有反感,万人千面,百种声音十条心,你要梳理清楚,替我们发声,替我们、也替我们在挽救或斗争的那个群体,做真实的文学表达。你写了很多作品,但你欠一部从自己本职出发,而到达受众内心的作品。他还说,我们说到底,做的是人心、人性的工作,纪委书记本质上跟作家没有什么区别。

  我决定写一部作品,比《亢奋》更现实、更深入人心人情人性的作品。在灵感出现的时候,它的寒冷和尖锐,使得我没法去想象除纪实之外的任何一种文体,可以驾驭它!是的,它必须是纪实的,文学的一切生动,都要为真实服务。

  在灵感出现的那个夜晚,我既兴奋又痛苦,我知道这部作品一旦写出,投放社会,也许会引爆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决定写这部作品,开始我的“问心之旅”后,我陷入了经常性的失眠。躺在床上,看见从白日的喧嚣中宁静下来的夜空,闪烁的是无数的星星,暗藏的是莫测的黑洞。人类喜欢把博大的宇宙,比喻成自身的心灵世界,所以,遥望星空的时候,往往就是追问自己心空的时候。睁大眼睛,难以入梦。与其说在夜空失眠,不如说是在心空里徘徊。替我这个群体,也替他们那个群体。偌大的中国,芸芸的人生。夜空下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在混沌,多少在清醒,多少因混沌后的惊醒而无眠。

  三

  通常,一个人容易从他的“出身”里找到表达的方式,形成话语的风格。“纪检”这种背景里的作家,必然有话题的诸多顾忌,表达的诸多障碍。出于身份的严肃性,我们慢慢养成了“说大、不说小”的习性。具体说,就是宣讲政策、解读纪律、破译重点案例的时候,口若悬河,说到自己的日常工作,则寥寥数语,甚至三缄其口。但是纪检事业完全又是做“人”的工作,做“人情、人心、人性”的工作,时间长了,感动太多,感慨太甚,感悟太深。心中有事,久憋成患。即便不为自己,从做人责任与角度担当出发,我也需要把从业心得与人们分享。事以知之,情以动之,理以晓之,我认为这应该算是尽一份本职。

  我写作的《追问》,所“追问”的并不是自己和同行的阅历。而是从自己和同行的立场出发,披荆斩棘地上路,进入另一个群体——一群被处分或法办的高官的人生历程和内心世界。能否做好一场成功追问,在午夜的星空里,寻找到黑洞深处有价值的“暗物质”,取决于我到底能不能勇敢地进入到这些黑洞,却保持着光明的睿智和温和的倾听姿态。

  从上级纪委提供的公开半公开的633个案例中,我遴选出28个省管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最后成功与他们接触,和其中的13人面对面长时间交谈,获得了数十万字关于他们人生道路、心灵历程和灵魂语言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又从中选择了8个典型,进行深度记述。

  在将近两年的材料消化、当面访谈、实地采风和着手创作的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讲,我的精神状态几度近乎崩溃。固然,浩瀚的材料研读和大量的走访活动,使我皓首穷经,但最折磨人的,并非烦杂繁多的工作量,而是身份的扭曲和心灵的灼烧——作为一部口述体的纪实文学,作者必须进入讲述者的身份,遵从讲述人的所谓逻辑,认同他讲述过程中流露的一切好恶,反映他原本的内在形态,并以此触摸到他灵魂的真实。而这是一群怎样五花八门的灵魂啊,一套套多么荒诞的人生逻辑,一种种多么无常的好恶,一番番多么怪诞的精神形态,他们纠结在一起,混乱成一团,激愤着你的常情,颠覆着你的常识,涂改着你的常理。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我无法睿智了!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我无法温和了!当我太多地追问了他们的灵魂之后,我感到自己的灵魂,成了他们的“众追之的”。

  然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读到了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乔治·奥威尔的一段话,阐述“我为什么写作”——“写一本书,就是一次可怕的、让人殚精竭虑的拼争,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疾痛折磨。若不是受到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魔力的驱使,一个人是断然承受不了这个过程的”。

  我混沌的认识像被豁然拉开了一道口子,顿时明亮了。我过度沉浸在题材的灰暗本身,而导致了写作的疲惫。我忘记了在这题材的内里,是一定能够寻求到驱使我坚持下去的某种魔力的!

  四

  我得以面对面访谈的官员,有几个属于严重违纪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更多的属于违法犯罪,被移交司法机关并被判刑入狱,还有的正在双规过程中。跟他们交谈,我发现他们虽然都不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认错、认罪的思想,表现出懊悔和自责的态度,除了个别人,如《曲终人散》的主人公,自认为看透人心,灰心丧气之外,其他人无不存有强烈的改造世界观、将功赎罪、重新做人的欲望。但他们表现出一种共同具有的特点,就是,混沌。许多人并未真正意识到他们内心的问题症结,他们根本看不清自我,问不到内心的真实。

  中国古代有一句官场信条,叫作“难得糊涂”。封建社会江山社稷是皇家的,你为官一方,干得好、干得孬,与你并无多大关系,所以,最好不要顶真,眯缝着眼睛在官场混世,是一种聪明,一种练达。然而,今非昔比,到了今天,人民天下,官员的清醒与糊涂,影响着一方水土上的物质与文明,也就直接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如果为官者还在“难得糊涂”,那就不是聪明,而是不正了;那就不是“难得”,而是“缺德”了;那就不是太平混世,而是要坐等出事了。

  然而,综合观察这些失足高官的人生,引发致危致命“混沌”的时刻,无不在他们成为“成功人士”之后。而成就成功人生的前半程,他们大多是激情洋溢,奋进向上的。在攀爬到一定高度,获取了权力之后,他们就迅速滑向了骄躁和颓败的后半程,并有朝一日在那里彻底摔倒,鼻青眼肿,头破血流。人们为此心痛,也为此迷惘。许多人为此煮心熬骨地调查研究,追问了无数的为什么,回答了无数的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一个清晰的、权威的结论。很多人把权力导致的人生悲剧,寻根为传统文化的残毒,归结为现行体制的缺陷,甚至追究到人性中的欲望天性。在从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这些问题,我都关注到过。我觉得这些思考都有必要,这些探讨都有价值,这些结论或多或少,都能沾边儿。

  然而,我们必须抱持辩证,着眼全面。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避开:更多的同僚前半程,跟他们并无差别,可到了后半程,他们却分道扬镳,行走到不同的世界去了。少数的他们和多数的他们,到底为什么同途殊归?他们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既然违法乱纪依然是庞大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我们怎能以这极少数样本,去判断整个群体背后的文化和体制,甚至人性的是非呢?

  我陷入了深深的自问。

  既然,我无法驾驭这么宏大的命题,来观照中国干部群体的内心和发展,那我还是把目光,投回到我深度访谈过的这一小群高级官员的身上吧。也许我能对这个群体作一个简单的描画,哪怕是感性的!毕竟,我有了那么多跟他们面对面促膝谈心的日夜,我面对过他们急促或冷漠的呼吸,不屑或温和的表情,放荡的大笑或磅礴的眼泪;受他们的情绪感染过,对他们的言论思索过,对他们的行为恼火过,为他们的命运扼腕过,被他们尚存的良知感动过。我风雨兼程,追踪了他们的轨迹;我夜以继日,倾听和记述着他们的许多,甚至一切。也许,从此我更不能忽略他们,我会永远记得他们,而且,努力地让更多的人记得他们,记得他们在来路上的覆辙。

  五

  那么,《追问》“追问”到真实了吗?到底追问到了怎样的“真实”,有没有追问到怎样的“真实”?这是无数读者反馈给我的新的“追问”。

  没有想到,《追问》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更没有想到,试图解决问题的《追问》,却引爆了更多的问题库。

  这,似乎是一个作家,一个基层的纪检工作者无法解决的。但它们来了,喷薄而出,汹涌而来。我,我们,都无法回避。唯有面对,唯有深思,唯有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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