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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2016-12-05 08:22:51

QQ截图20161205082421.jpg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采访组: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气转暖之后,我们六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四两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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