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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大国关系新时代的历史机遇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刘建飞    2017-11-10 08:21:00

  2017年11月8-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会谈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寓意着双边关系将朝着更加“协调和合作”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大国关系在国际政治中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世界和平与发展状况如何,主要取决于大国关系,尽管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中国一直重视发展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将之视为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环节。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强调稳定与发展。这是中国对大国外交的新思路,意在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出发,综合考量同各个大国的关系,既不与任何一方对抗,也不同任何一家结盟。这是中国对大国外交的新思路,意在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出发,综合考量同各个大国的关系。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虽然首先是针对中美关系,但是也适用于同其他大国的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就在于,在世界格局加快演进的过程中,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都趋向于加强同其他大国的合作,竞争中合作已经成为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

  当前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

  大国是指综合实力(经济、军事、科技、政治、文化、外交等)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按照目前“一超多强”的说法,大国就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通常被作为整体看待的欧盟。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大国通常是指美俄欧以及中国自己。

  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竞争中合作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当今的大国之间,虽然还存在着同盟关系,但是却不存在完全敌对的关系,这是当今大国关系与以往相比最为显著的特征。其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不断深化;另一方面在于在全球化、多极化和非极化大趋势作用下,国际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各大国在不同领域、不同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关系。近年来,美俄矛盾看似非常尖锐,以至于有观察家称美俄已经进入新冷战状态,但是在反恐、防扩散、核安全等问题上,美俄之间仍有合作。

  第二,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大国间竞争的主要方式。现在的大国竞争,主要竞赛场不是军事领域,同以往相比,军事竞争退居较次要地位。大国竞争的主要方式转为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竞争,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有限。与之相应,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并不存在。

  第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错综复杂。虽然在传统军事安全上存在着西方大国同中俄之间具有对抗性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西方大国与中国也有矛盾,但是在经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各大国之间又是以合作为主。在国际秩序问题上,更是存在“一超”与“多强”之间、“多强”之间、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大国关系的特征决定了各大国对外战略调整都趋向于在竞争的同时寻求大国合作。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常态,各大国都努力使自己在世界格局变动中占据有利位置。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以往那种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竞争越来越没有市场,合作成为各国获取利益、增强实力的主要手段。各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取向都是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合作无疑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途径。

  美国全球战略目标是维护霸权地位,为此需要在安全、经济、政治、国际秩序等方面同时提升自己的实力。与之相应,美国要加强同其盟友、伙伴的合作,同时加大对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中俄两国进行牵制的力度。

  “两个一百年”是中国中近期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同时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国际秩序变革,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上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此,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加强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合作,与此同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等核心利益。

  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活跃于国际大舞台,要“重返世界舞台中央”。在遭受美欧打压的情况下,俄积极推进同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战略合作;同时也与美欧日保持沟通、协调,不使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欧盟在遭受英国退欧打击下并未改变既定战略方针,仍然要确保作为世界力量中心的国际地位。欧盟一方面在整合内部力量,防止退欧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另一方面加强同其他力量中心的合作。失去了英国后的欧盟在处理大国关系上独立自主性会增强。

  日本的既定目标是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这一目标并未受经济长期低迷的影响。不过,受综合实力下降以及中国崛起因素的影响,日本更加重视对美关系,而对华关系中的竞争一面在上升。但是日本也不愿意成为美国的战略附庸,也尽可能地维持、改善同其他大国的关系。

  印度有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潜质,也一直有这种抱负。印度一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在中美俄欧日之间左右逢源。近年来,在世界经济总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印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得印度的大国雄心进一步增强。

  总的来看,各大国的战略调整都是在竞争的基础上寻求加强大国合作,这对中国来说是机遇;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世界格局变动中表现最为抢眼,也引发“中国崛起不适应症”,一些大国对华战略中的竞争一面在上升。运筹好大国关系,首先是中美关系,使其朝着总体稳定、均衡的方向发展,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是关乎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课题。

  中美关系面临新挑战但机遇依旧

  考察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首先要考察美国全球战略与对华战略,看看美国要干什么?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同苏联争夺霸权,一直实施遏制战略,即以遏制苏联及共产主义为核心目标的战略。苏东剧变、两极格局解体后,美国根据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确立了霸权战略,即从军事、经济、政治三个维度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同时牵制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以便尽可能持久地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个战略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得以较好地实施。

  “9·11”事件促使美国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与之相应的优先任务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改造伊斯兰世界。这个全球战略可称为反恐优先战略,虽然小布什政府试图将反恐与维护霸权有机结合起来,但最终还是有些偏离。

  奥巴马政府试图回归克林顿时期的全球战略框架,即全面推进美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最终服务于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然而,毕竟奥巴马时期的世界与美国已经与20世纪90年代初大不相同,奥巴马政府不可能完全重拾克林顿政府的霸权战略。奥巴马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新兴大国加速崛起,推动了多极化发展;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不断壮大,推动着非极化发展。这两大趋势都是对美国霸权战略的挑战。尽管“一超多强”格局尚未改变,美国的“一超”地位还会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美国的实力地位趋于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二是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遭到重创,奥巴马政府必须拿出相当多的精力处理国内事务、振兴经济。与这种战略环境变化相适应,奥巴马政府修正了霸权战略,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提出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新亚太战略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更加关注新兴大国崛起,特别是中国崛起,与之既合作又竞争。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正处在调适期。按照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言论,他似乎要全盘否定奥巴马的对外战略。但是从半年多来的动向看,特朗普很难完全对前任的对外战略进行颠覆性的调整。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一定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二是美国总统必须在现行体制内干事。当然,特朗普的思想倾向、个人行事风格等因素肯定会对美国对外政策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外战略调整,还需要冷静观察。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必然会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

  在克林顿时期的霸权战略框架下,中国既是美国的合作对象,也是遏制对象。在经济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市场,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在政治上,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美国将中国看成是“最大的不民主国家”,因此是其推进民主战略的重要实施对象。安全上比较复杂。在传统安全方面,中国是美国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但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而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中国则是美国的合作伙伴。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框架下,中美关系被定位为“致力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

  小布什上台初期,提升了安全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并且突出传统安全,特别是在传统安全威胁来源上,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如此,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遏制成分明显上升,接触、合作成分减弱。小布什也明确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即便如此,小布什也称中美在经济上是合作伙伴。综合来看,这时的中美关系定位虽然明显比克林顿时期退步,但也不是冷战期间美苏那样的对抗关系。

  “9·11”事件后,在反恐战略框架下,中国成了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虽然美国未放弃霸权战略,仍然寻求牵制中国,在推进民主上打压中国,但是毕竟在反恐这个首要任务上,中国是合作者。在这个战略框架下,中美关系被定位为“建设性合作关系”,美国试图将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

  奥巴马政府试图回归霸权战略,实力已今非昔比的中国,自然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角色,而且是兼具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双重角色。美国对华战略的两面性更加凸显:一方面试图牵制、平衡、防范中国;另一方面寻求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在振兴经济和应对全球性挑战上,中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合作伙伴。

  特朗普政府无论怎样调整美国全球战略,只要它想兑现使美国“再次伟大”的诺言,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就少不了同中国的合作。

  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趋势看,中美关系仍然有发展的空间。只要中美两国都理性地处理两国间的矛盾,管控分歧,积极开展合作,双边关系就有望保持稳定发展。当然,挑战也是严峻的,中美作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又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双边关系有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特别是“冷战陷阱”的风险。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根本出路

  破解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和“冷战陷阱”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实际上,中美自建交后就形成了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特征在冷战结束后更为明显。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不对抗、不冲突”,非敌非友、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虽然近年来伴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两国竞争的一面上升,但合作的一面并未减弱,竞争与合作并存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这正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现实依据。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倡导并践行各种“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平等合作,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具有新型大国关系的元素,实际上就是准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也一度就“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等定位达成共识。新型大国关系是要在已有的准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而不是横空出世,破旧立新。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以下两方面条件:

  第一,两国均具有加强合作的动机。这种动机首先来自两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知。中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同守成大国的合作。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集中精力发展自己,为此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坚持对外开放,同时维护安全。要实现这些目标,合作而不是对抗是主要途径。中国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看成是时代潮流,通过合作谋发展,通过合作保和平。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中国也是强调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安全。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深入,中国提出了许多以合作为导向的理念,如新安全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些理念也都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了思想资源。

  美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也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同大国的合作。美国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霸权地位,或者在霸权之后维持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同时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合作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尽管拥有超强的实力,美国战略界,无论是建构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主流现实主义都将合作看成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手段。落实到对华战略上,从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时期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关系,又到奥巴马时期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和“两国集团”,都体现了美国要同中国合作的意愿。2017年4月6-7日,习近平总书记与特朗普总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双方不仅表达了继续推进中美关系的愿望,取得多项重要共识,而且还宣布建立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即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对话机制涉及的内容超出以前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及人文对话。

  除了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外,中美两国的合作动机还来自于双方都认可对方的合作能力。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实力和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来说,这样的国家如果是合作伙伴,所带来的收益肯定是不可低估的。如果美国执意要同中国对抗,那肯定会给中国的外部环境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进而会制约国家战略的实施。对美国来说,随着中国崛起,国家实力和能力越来越强。正因为这样,美国才更加重视对华关系,并有意愿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第二,中美之间现有的互动机制为中美合作提供了舞台。仅以奥巴马时期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例,通过对话,两国不仅增进了对经济、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共同利益和矛盾利益的相互了解,而且还促进了对战略走向的相互认知,这对防止双边关系走向全面冲突、对抗意义重大。

  当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提出后,虽然两国高层有互动,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也曾经将这个理念作为主题,但仍有质疑之声。从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美方显得沉寂一些,双方明显存在温度差。特朗普上台后,鉴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现实,中方在正式外交场合不再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语。但是,这并不等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理念的精神实质被放弃了。对中美两国来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应该成为两国共同努力的方向。

  客观地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新事物,必然面临许多挑战。尽管中美已经有了数十年准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但是毕竟双边关系已经由普通大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两种大国关系有不同的运行法则,国际关系史上经常上演“大国政治的悲剧”。因此,中美两国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共同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努力。

  合作是推动大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大国的相处之道主要是合作。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要靠合作来实现,大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也要靠合作来化解;大国只有合作才能确保不走向冲突对抗,不跌入各种“陷阱”。推进大国合作必须从如下四个方面努力。

  一是培育合作理念。中美之间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合作。对中国来说,合作已经成为一面旗帜,因此合作也就具有了理念、价值观的含义。但是对美国来说,合作还只是一种可选择的手段。所以,两国还需要不断培育合作理念,将合作树立为一种必须遵奉的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晤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时所说的:“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培育合作理念,一方面,两国决策层和影响决策的战略思想界要通过交流、研究不断加深对当今时代主题、两国关系的性质及共同利益的认识,从而明确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地位,进而将合作确立为处理两国关系的理念和原则。另一方面,两国需要不断破除、摈弃阻碍合作理念培育的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不断创新有利于合作的战略思维。

  两国还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将合作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在现有的国际合作理论中,合作只是作为国家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可选方式,要解决的是“为什么合作”以及“如何实现合作”的问题。而合作主义在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的是当今时代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什么必须合作”以及“如何确保实现可持续合作”的问题,并将理念培育和机制建构作为核心要素。

  二是加强互动机制建构。合作主义强调合作双方的互动。两个国家只有通过互动,双方的良好合作动机才能被相互认知,从而作出进行合作的决策。在合作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地互动,以便双方对合作的效益都有较为客观的了解。中美之间已有的互动机制对稳定双边关系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还需要根据新形势不断加强。对中国来说,加强互动机制构建,一方面是巩固、完善已有的机制。另一方面是探索创设新的机制,尤其是有利于影响美国决策层、媒体及青年一代的机制。

  三是提升战略互信水平。不冲突、不对抗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指标。要确保不冲突、不对抗,一方面要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分歧,不使分歧激化到干扰双方合作、破坏总体双边关系的地步;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是增强战略互信。然而,随着双边关系演变成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战略互疑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挑战和最大的问题。对此,中国领导人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战略互信问题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针对如何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一条举措即是“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

  增进战略互信的主要途径就是合作。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从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前五位之后的普通大国,先后超越法英德日而成为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向外扩张,也没有同其他大国发生军事冲突。但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会与美国争夺世界和地区霸权,争夺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要打消美国的疑虑,只能靠双方合作。这种合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战略研究界和军事部门的合作、交流,促使美国了解中国的战略走向和对美战略;二是通过各层面的交流,让美国理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和平相处。

  四是增强相互尊重。总结中美准新型大国关系,对比中俄两个普通大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应当是促进相互尊重。中俄在地缘战略、经济、安全、外交、政治等诸多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俄两国都吸取了过去中苏关系的教训。中苏之间曾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双边关系却从结盟走向对抗,最终是两败俱伤。因此,既不对抗又不结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了中俄关系的最佳选择。同中美关系相比,中俄关系的最大特点和优势是:两国能够做到“相互尊重”。这是中俄关系能够平稳发展,一直没有大起大落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点恰恰是中美关系所欠缺的。有了“相互尊重”,两国之间就容易形成战略互信,进而大大减少了战略磨擦,也降低了走向冲突、对抗的风险。可以说,中俄走向冲突、对抗的可能性比中美小得多,尽管中俄两国是邻国,更容易产生地缘政治的矛盾。中俄之间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大国关系,可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借鉴。

  中美之间特别需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给予更多尊重,既包括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也包括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安全,还包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利益诉求。而这种尊重也需要在合作中实现。当然,要让美国摆脱霸权思维、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的影响,绝非易事。正因为如此,加强相互尊重就成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难点,自然也是主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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