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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背景与理论定位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赵可金    2017-04-03 07:56:56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史无前例地走到世界舞台的前沿。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从游离于现有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逐渐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走向何方?对当今世界和未来发展的看法、主张以及战略选择如何?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些问题,中国也在进行着思考。在此种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纵览全局,顺势而为,在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两个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一面旗帜。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背景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在经历了冷战终结、全球化发展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多重变化之后,整个世界日益陷入了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迷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自近代以来一直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欧美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面对全球产能过剩引发的社会两极分化、跨境移民流动带来的族群冲突以及全球宗教回归带来的宗教斗争,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怀疑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方向,忧虑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未来,一些国家开始祭起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甚至孤立主义的大旗,近代以来形成的主流国际社会面临着分崩离析的“碎片化”危险。

面对来自世界发展的现实挑战和人们心头的思想困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思考和回答。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国际场合进行了阐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竭力抓住人类社会作为“类本质”的属性,以此作为打开世界未来之谜的钥匙。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方面的复杂挑战,但所有这些挑战并没有改变人类整体化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的“类本质”的整体存在始终高于作为个体的存在和作为群体的存在,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再复杂,也阻挡不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整体利益。当前,人类整体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比如主张“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强调国与国之间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倡导“水涨荷花高”“独行快,众行远”“一棵树挡不住寒风”,呼吁要坚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阐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发展道理。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世界性质和发展方向所作出的思考和解答,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世界的发展是历史的、具体的,人类社会总是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欧洲历史的经验得出结论,他们以生产方式为标准,认为社会的历史发展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序列,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后来,马克思又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将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了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然而,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思想仅仅停留在框架和原则层面,并没有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时代做出明确的阐述。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对未来社会的思考贡献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一系列探索启发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和平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迎来了“新的春天”。

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顶层设计”,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看法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强调当今世界的“类本质”:整个世界在面临各种矛盾的同时,其内在也是统一的,是一个同一性与对立性并存的有机体。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的矛盾对抗一面在深化和释放,世界的合作同一的一面也在发展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抓住了世界矛盾的辩证的两面,不是将世界内在的对抗性和同一性割裂开来认识,避免了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同时,相比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的超验性和彼岸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是强调经验性和此岸性,是能够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认识基础和行动方案,为应对全球性复杂挑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中国方案”。

显然,习近平同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是高深莫测的理论教条,而是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特别是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分别从政治、安全、发展、文明和生态五个层面阐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政策方案,是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治理方针,具有很强的政策生命力和很大的实践可行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在G20和APEC等全球和地区治理框架中不断提出新理念,提供新方案,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充满理想的意识形态信条,而是具有很强实践操作性的全球治理理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也深深地植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土壤之中,体现着中国人的古老智慧和深刻洞见,是中华文明智慧的创新和发展。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文明,中华文明很早就确立了“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理念。在中国古代人眼里,整个天下是一统的,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向往与外国人互相信任、没有战争、互通有无的友好状态。中国人的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和天下追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

与西方国家强调人神分立的二元世界观不同,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在人神分立的世界观看来,世界是分为光明和黑暗的善恶两面,强调“光明”一定战胜“黑暗”。但是,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协和万邦”的有容乃大理想,对内追求克己,对外追求和谐。尽管中华文明存在儒、释、道等不同流派,但中国古老智慧的核心精神均强调“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特别是儒家,是一种强调血缘宗法为纽带的伦理文化,重心灵启迪和社会秩序,核心是仁,强调“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处理一切事务上,人和是最应当看重的。因此,儒家最为重视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即所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道家则重视心智开发和自然秩序,核心是无,讲求顺应天道,不必强求逆天行事,追求天人合一之“仙人”境界。佛家重视智慧觉悟和终极价值,核心是空,看破红尘,淡化国家恩怨和民族纷争。所有一切,都蕴含有和合的精神,追求一种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这些古老的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内在一致的,是中华文明古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同时,中国人在处理社会矛盾上坚持的核心精神是“和”,而“和”的根本在于“中庸之道”,讲究持中贵和。“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是一种在矛盾中维系和谐,寻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但是,中庸也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与远人交往,不能放弃道德原则,不能舍弃中华文明之主体。即便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文化强势打击下,中国士大夫也固守“中体西用”的主张,不愿意放弃中华文明的正统地位。这一“和合”思想与习近平同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内在契合的。“和合”精神强调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圆融,其所追求的境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和而不同”思想,以承认事物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为前提,通过积极的对话、协商和沟通的方式,努力积聚共识,增进理解,化解矛盾,这些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涵。

总之,相比近代西方倡导的构建自由民主世界的思想,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思想基础上所生长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更为丰富,更加包容,其蕴涵着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回答了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基本价值原则,为全球治理烙上鲜明的中国风格,提供了可行性的中国方案。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已经成为中国人开展对外交往的一些基本规则,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宝库,也是中华文明软实力的重要来源。面对未来,我们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致力于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富裕事业,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境界,这既符合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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