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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西方学术话语的战略误导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田文林    2017-06-26 00:01:11

  当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情结。然而,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刻意制造、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被用来引导和塑造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使其朝有利于西方大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借鉴西方理论不能照单全收,以防坠入西方学术话语暗含的意识形态陷阱。

  国家间竞争实际是国家战略的竞争,战略竞争又是战略境界和价值观的竞争。政策来自战略,战略来自哲学,哲学又与价值观相联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竞争,看似仅仅是观念之争,实则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一旦国家的理论体系出现偏差乃至颠覆,其战略和政策也将发生180度转变,在不知不觉中推行一种有利于别国的政策。在国际政治博弈中,谁的理论和战略误入歧途,谁就可能遭遇国家衰亡的命运。

  近几十年来,中东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追随西方道路,最终却出现了“去工业化”、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在2011年一些中东国家爆发政权更替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道路上误入歧途,犯下颠覆性错误而不自知。中东国家出现这种状况,除了自身治国理政能力不足的内因外,还与西方长期进行“战略忽悠”和战略误导直接相关。

  西方学术话语暗含意识形态陷阱

  二战结束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西方国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奉行殖民政策,直接控制发展中国家。在此背景下,诱导发展中国家追随西方道路,使其继续保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依附,就成为西方大国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研究成为西方大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战略忽悠”的重要战场。表面看,学术研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谋求“客观中立”,实则不然。学术研究使用的概念与理论,往往暗含了特定的观点与结论,进而可能成为政府决策的理论出发点。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术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并有意识培养一批专门“忽悠”发展中国家的御用学者。这些御用学者们,有意无意制造和强化某些概念和理论,并借学术交流之名,引导和塑造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使其朝有利于西方大国的方向发展。几年前,美国曾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根据该书作者揭露,美国有这样一批经济杀手,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他们主要以经济而非武力操作别国,通过贿赂、色情、威胁、敲诈勒索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蓄意作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的资金不断流入美国,最终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大多数中东国家是西方“战略诱导”的典型案例

  大多数中东国家是西方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理论的牺牲品和受害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政权,起初并未从西方教授的“成本—收益”“自由贸易”等经济教条出发,而是从国家安全和政治独立的高度入手,经济上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矢志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那个时期是整个20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最有希望实现民族复兴的时期。然而,由于西方国家不断诋毁“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以西方为目标的现代化理论,在西方话语霸权长期的“战略忽悠”下,中东国家不知不觉被牵着鼻子走,走上西式现代化道路。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萨达特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标志,中东国家相继开启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进程,由此导致外国资本大举进入,民族工业日趋凋敝,埃及等国工业化水平持续倒退,最终日渐沦为依靠旅游、侨汇、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乞讨经济”。这些国家牺牲了发展、财富和尊严,但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仍然吃的是下等饭,成为利润最薄、经济最脆弱的产业链下游国家。

  然而,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因照搬这种线性思维的现代化理论,而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相反,很多国家不顾国情,一味按照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结果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最终爆发革命,导致政权垮台。例如,伊朗巴列维国王因推进“白色革命”,最终在1979年引发伊斯兰革命。2011年,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因经济困境难以自拔,而在短期内相继出现政权垮台。

  值得玩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对这种畸形经济模式却赞扬有加。在政权垮台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1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在西方这种“哄死人不偿命”的廉价表扬背后,则是中东产业结构畸形、埃及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随着肇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蔓延,受到冲击最大、政权最先垮台的,恰恰是这些按照西方发展观行事、经济指标不错的中东国家。

  防范“战略诱导”任重道远

  当前,发展中国家学术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情结,即凡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理论、概念、体系,无论正确与否、前提条件是什么,总是很容易被接受、拥护乃至广泛传播。然而,西方国家的学术成果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刻意制造、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并用这些无厘头的指标去衡量、引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方向。

  可以说,正是由于那些“定向输出”的伪概念、伪理论的误导,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处境,即只看表面的经济指标,而忽视经济结构、产业升级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一味强调经济数量,还掩盖了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和所有权关系等更为关键的问题,使相关国家的经济在误入歧途乃至病入膏肓时,仍无法清晰认知自身面临的困境。

  例如,在2011年中东剧变前,突尼斯、埃及先后发生政权更替。然而,直到政权动荡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上述两国评价却非常之高。2010年,在衡量“经济自由度”的指数中,突尼斯和埃及在非洲诸国中排名靠前;在2009—2010年“经济竞争力指数”中,突尼斯排第32位(领先于巴西和土耳其),埃及排名70位,领先于部分欧洲国家(如希腊)。而在2010年评估政府政策的“KOF全球指数”排名中,埃及和突尼斯分别高居12位和35位。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经济指标并未揭示出这些国家的真实困境。这种不能反映经济真相的概念指标,实际更多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而无助于经济发展本身。

  总之,西方国家的学术理论,尤其是涉及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经常用一套看似缜密的逻辑推理,以及繁复琐碎的学术论证,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不容辩驳的发展道路,最终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与西方大国捆绑,形成依附性关系。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借鉴西方理论必须学会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照单全收,坠入西方学术话语暗含的意识形态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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