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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在回应逆全球化中砥砺前行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    2017-05-05 07:35:27

   5月14—15日,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多国领导人将出席此次峰会。这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探讨消除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寻找经济全球化新动力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参与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重要举措。本期,特约三位专家围绕“一带一路”与全球化议题发表看法。 ——编者

顺应全球化潮流的新倡议

沈陈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经历了持久的增长与繁荣,各国间的相互贸易与投资达到了较大规模,信息、技术、人员的流动日渐频繁而广泛,这一切构成了经济全球化“黄金三十年”的图景。然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近期相继出现英国“脱欧”、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等事件,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浪潮相互交织,“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给曾经风光无限的经济全球化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全球化的困境既在于经济增长,也在于财富分配,而“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的增长改进与分配改革提出了“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修正和补充。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将“华盛顿共识”奉为圭臬,过度强调市场放任和削减管制。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放弃关于“自由市场”的迷信,将市场经济建立在科学管制之上。“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坚持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与新自由主义推广不受约束的所谓“普世价值”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在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地位,同时发挥好政府与地区之间的协调与监管角色。“一带一路”致力于推进务实全方位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分配不公问题,推进全球经济走向公平、包容、普惠的发展道路。由于市场机制的局限性,资源分配通常无法达到“帕累托改进”的要求,造成市场失灵。经济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收益被不均匀甚至不公正地分配于不同国家或人群,从而制造出了全球化的获益者与受损者。由于在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缺乏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边缘位置。因此,如果片面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和效率,竞争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分工、产出、销售、收益等方面会处于不利地位,财富日益集中于发达国家和极少数富人阶层手中。“一带一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与产能对接合作,推动中国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走出去,与沿线国家一道重塑产业链分布,创造性地推进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承接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分工转移,使其加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融入程度,进而提升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水平。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全球包容性发展、塑造经济全球化新动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在运作方式上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深层次规律。经济全球化的主体除了包含世界各国,还依赖跨国公司、民间团体、各国民众的直接参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能够缓解融资困难或者不足,降低潜在的金融风险。二战以后,美国曾一直扮演着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角色,由美国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不过,随着特朗普政府将关注的重心转向国内,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其他大国担当起维持和推进全球化进程、最大限度地释放全球化积极潜能的责任。“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模式创新的积极贡献,彰显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单边行动,需要沿线各国政府、国有与民营企业、国际组织与民间团体等各个方面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在项目建设与运营方面,要做到取长补短、科学规划、重在落实,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影响大局。此外,还应发挥好智库、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智力支持作用,既要着眼于现实性的对策研究,也不可忽视总结性与前瞻性研究。

  “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化向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在“黄金三十年”以前,全球化也曾有长时间摸索与探索的过程。从16世纪开始的殖民体系扩张到一战前全球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从点到面、从局部到全局的发展路径。虽然中间又经历两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使全球化在较长时间里出现了停滞。但即便如此,资本、贸易、技术、制度等要素仍朝着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冷战结束不久,长久处于压抑状态的全球化诸要素开始喷薄而出,产生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速、广泛、持久的经济增长。“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包罗万象、涉及广泛的系统性工程。建设“一带一路”需要做到不断在实践中摸索,不断与沿线各国相互交流与学习。尤其应注意与沿线重点国家、重点港口、重要节点城市进行优先合作,发挥合作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不断积累可操作的、可复制的合作经验,推动“一带一路”从双边线性合作为主到区域的多层面合作模式的转型升级。

  全球化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的长期增长,所以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和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切不可因噎废食、因小失大,走向与邻为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歧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全球化处于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有利于引领世界各国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共同应对全球化出现的困难,最终走出一条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产业分工包容改进、贸易收益公平分配的新型全球化之路。

全球化潮流中的新变化

杜彬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互联互通、贸易投资、金融支撑、教育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大大超过“一带一路”区域范围。从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亚太经合组织到亚欧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有关决议或文件中都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已超出“一带一路”区域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201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而美国只贡献了0.3个百分点,欧洲也仅有0.2个百分点,中国的贡献率远超所有发达国家之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更是覆盖了超过全球64%的人口和全球GDP的30%,既包含了生机勃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还包含了具有巨大潜力的亚欧腹地。现今的世界需要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秩序,这种新型全球化秩序能“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作为引领者,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时,通过实施差别化推进策略,真正实现国家之间互利共赢。在东北亚,“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实现对接;在中亚,实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战略对接;在东南亚,实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中国“十三五”规划与老挝“八五”规划有机结合,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让沿线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只有相互包容、互利共赢,才能共同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共创繁荣。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一些重大标志性项目的落地,“一带一路”将更值得国际社会期待。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成果更加丰硕。外交部长王毅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指出,在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沿线各国战略对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硕果累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丝路基金正在开花结果,中国—海合会、中以自贸区谈判持续推进。当前,我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的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一带一路”源于中国,成就惠及世界,随着共识的加深和更紧密的互联互通的建设,“一带一路”将会更加显示出其蕴藏的能力和广阔的前景。

  “软联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能源核电等“硬联通”,还要包括文化、教育、健康、旅游、标准、技术、专业服务以及人文交流等“软联通”。2016年,我国开始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交流,与沿线国家开展了文化年、艺术节、文博会等各种软联通项目;同时,中国还计划开展更高水平的软联通项目。2016年7月,中国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指出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信息化发展,统筹规划海底光缆和跨境陆地光缆建设,提高国际互联互通水平,打造网上丝绸之路;同年6月,《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白皮书发布,中国北斗全球系统将在2018年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提供基本服务。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撑、文化条件。在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中,还要通过智慧对接、舆论对接和服务对接实现对“一带一路”的助推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推动构建一种经济治理的新秩序。“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的目的就是推进地区协调发展,塑造区域合作治理新机制,以弥补旧有的西方主导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以及全球发展失衡。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无限制地放任资本在全球的肆虐,最终不仅导致了全球的“中心—边缘结构”,同时,也导致了国内的贫富对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主导由此产生的新秩序、新机制,而只是作为新秩序、新机制的塑造者和建设者。中国倡导的互联互通、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中心的“互联互通”,所有沿线国家都可以作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主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不是要排斥东道国的国家战略,而是强调与东道国的战略对接。“一带一路”所塑造的经济治理新秩序完全不同于旧有全球化中的“主导者秩序”,而是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共同治理的扁平化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这种新型的经济治理新秩序正在“一带一路”推进当中逐渐显现,并将最终成为新型全球化的主导秩序。

推进全球化的新引擎

徐秀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勇于肩负引领全球化进程的责任与担当,为应对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贡献了“中国方案”,并将“一带一路”打造成推进全球化的新引擎。

  “一带一路”在理念上反映了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首先体现为全球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家之间合作更加包容。“一带一路”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秉持与世界接轨的开放理念,努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体系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基于但不局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与内向性的、封闭式的合作不同,“一带一路”是一种外向型的区域或跨区域倡议。“一带一路”不针对任何国家,不搞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沿线以及其他国家只要有意愿便可加入到这一倡议的建设中,其辐射范围可以涵盖全球。“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能够最大限度地汇聚各国力量和各种资源推进全球一体化,并共同分享全球化的成果。

  “一带一路”在内容上为推进全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世界各国资源禀赋相异,互补性强,彼此拥有高度相互依存的潜力和需求。但是,由于硬件和软件方面互联互通建设的相对滞后,全球化深入发展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基础和前提。“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并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建设。这些重点领域合作的不断加强以及合作规划的不断推进,为相关国家建立了跨国和跨区域的互联互通网络,并不断向全球延伸。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就如全球互联互通的中枢,引领全球构建互联互通的新格局,为新一轮的全球化不断提供基础性支撑。

  “一带一路”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引领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开辟了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改革创新以及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提供了机遇。新形势下,中国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以及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为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了大量机会。“一带一路”的行动和目标所拥有的全球性意义,使之远远超出区域合作的范畴,并成为全球化新动力的创造者。

  “一带一路”在成果上消弭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日益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但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公,部分全球化参与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正因如此,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应运而生,从而成为阻碍全球化进程的最大障碍。而“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在于促进互利共赢,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所有参与国家的共同繁荣。所谓互利共赢,是指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各个国家和地区一起驶入互利、双赢和共同繁荣的轨道,既是全球化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意义之所在。

  总之,“一带一路”从根源上为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的负面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从深层次上讲,经济增长、合作、治理和发展模式的缺陷与障碍是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为此,中国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致力于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找准治理全球问题的着力点并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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