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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写史观人
——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赵璐璐    2017-05-03 07:04:51

  陈寅恪作为一名史学家为人所知,其为人为学所追求的境界更为人叹服。

  陈寅恪在1928年对陈守实说:“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而陈寅恪学术论著的行文风格,的确是尽可能详尽地排比史料,所以读者往往认为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是史料派。诚然,陈寅恪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在努力为近代史学树立戒规,建立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但是,内心的士大夫情结,同样也是陈寅恪学术风格形成的背景之一。所以,他并不认为仅仅排列或整理史料就是历史研究。他的著作在大量罗列史料之后的分析和感触,往往意味深长,有很强烈的个人判断和感情。陈寅恪的文章,于“牵缠反复”之中,精辟地解释了历史,也表达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

  在其代表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分上、中、下三篇)中,陈寅恪通过考察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宏观而又精辟地论述了唐代政治史上诸多重要问题,梳理了唐代历史发展变化的轨迹。在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陈寅恪重点论述了牛李党争的一系列问题。牛李党争是唐代中晚期政治史上不可忽视的问题,两党分别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代表,起初因政见不同引起纷争,而后发展为历经几朝的党派之争,对唐后期政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牛李党争的根本原因众说纷纭,陈寅恪在书中从社会阶层角度点出了牛李党争的实质是两晋以来的山东士族与科举产生的新兴阶层的斗争,识见卓然。值得关注的是,在探讨深层历史原因之外,陈寅恪还特别关注牛李党争中的个人命运。

  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但与李党之王氏结婚,以图仕进。李商隐虽有诗才,仕途却并不顺利。如陈寅恪所言,身处两党夹缝之中,使得他一生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作者哀叹诗人的凄凉身世,有感于党争对个人产生的压迫,行文中隐含着对李商隐怀才不遇的同情和遗憾。

  然而其后话锋一转,论及另一出入两党之间的人物柳仲郢。柳仲郢虽是旧门,然非山东冠族七姓之一,受牛僧孺之知奖,自可谓之牛党,然终用家门及本身之儒素德业,得见谅于尊尚门风家学之山东旧族李德裕,故能置身牛李恩怨之外,致位通显,较李商隐之见弃于两党,进退维谷者,诚相悬远矣。

  陈寅恪讨论李、柳二人,均意在证明牛李党争所造成的社会风气及其对时人的影响。但仔细分析,又不仅仅在于此。陈寅恪前论李商隐的身世遭遇,谈及社会风气的压迫,让人不由得生出感伤之情。想见当时社会情形,李商隐一生坎坷,很有点世事无常,个人努力、才华难敌命运的感觉,现出悲凉之意。而后话锋一转,论及柳仲郢,讲他在牛李党争中竟能置身恩怨之外,并为两党接纳,却是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味道。纵然是世事纷纭,命运无常,人们对许多事情可能无能为力,但作者希望表达的是,人生在世,一定有借以安身立命的支柱,只要自身保存住一些信念,坚守住一些东西,那么无情的命运和变幻的时代也不能最终将人打败或玩弄。

  陈寅恪对李商隐的经历固然十分同情,可是他于李商隐之后立即写就柳仲郢一段经历,却显示出他对李、柳二人的判断。作者显然认为李商隐若非为求仕进徘徊两党之间,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而柳仲郢虽在出身上属于牛党,却因其家风和个人品质为李党所认同,后来更是在李德裕失势后,仍旧提携李党成员,终获两党认可,官至高位。陈寅恪实际上通过这种对比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读来确有一种“回环往复之情味”。值得一提的是,李商隐最后所担任的两任官职,均是柳仲郢安排的,这可能也是柳仲郢通过自己的方式在表达对李商隐的同情和理解吧。

  陈寅恪专门写李、柳二人,固然想从个人命运方面表达党争所带来的社会风气之扭曲,更深层的则是寄托了对现实、对人生的理解。在陈寅恪所生活着的那一段岁月中,世事之无常,家国之动荡,恐怕更胜唐代中后期,个人命运之坎坷也更甚。陈寅恪在战乱中书稿丢失,后又因眼疾至几乎失明,但仍笔耕不辍,其著作文章开创了魏晋隋唐史研究的崭新范式,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从他的学术研究取向来看,陈寅恪放弃研究“塞表殊族之史事”而回到域内之史,除了受到材料的限制之外,也是不甘落于国际汉学之后。陈寅恪不再使用西方汉学家所沿袭的以语言学来研究历史的方法,而是回到中国历史本身来开创新的研究道路,是因为他明白,只有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对外来治学方法尽力吸收,才能真正完善自身的治史方法,才能真正超越西方汉学家。可以说,陈寅恪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正因为他能够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最终才能够达到近代中国史学的高峰。

  同样,陈寅恪对于民族国家,怀有同样的期待。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中国一切传统文化的那个时代,陈寅恪希望整个中华民族保留一些固有的东西,找到真正的文化之根,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中保有自己一席之地。所以,对于全盘西化他一直持反对态度,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这种种对人生对学术对文化的态度,其实都在感叹柳仲郢经历时一句“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表达了出来,对人生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所坚守,才能从容应对世变之纷繁动荡。

  值得回味的是,陈寅恪虽然对李商隐的做法并不赞赏,可他依旧对在那样的社会风气中做如此人生选择的诗人报以同情之理解,并没有去批评和苛责。陈寅恪并没有非议李商隐,因为知道他已经经历了很多坎坷,他不忍心责备李商隐。不过通过对柳仲郢的称赞,读者或许能够感受到,在陈寅恪的理想中,他希望时人和整个中华民族,都能够像柳仲郢一般,在人格、民族上保持独立,这是一种士大夫气节的表现,也是陈寅恪毕生追求的精神境界。

  所以,陈寅恪引用李、柳二人的材料,绝非是排比史料,或者仅仅去描述党争对当时个人之影响,而是寄托着深沉的感情和深刻的用意。他对史料的使用和排序,都有仔细的思考,读者在阅读当中,其实已经走入其所理解的历史之中,往深层去思索,更是可以体会其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阅读陈寅恪的著作,出入于他所研究的中古史和他所经历的近代史之间,获得的除了对历史的识见,还有对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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