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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人的读书法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王煦    2015-11-11 08:14:53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文化明显转型的时期。其间,中国文化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传统知识体系瓦解,新文化、新教育逐步壮大。随之而来,大众的学习热情也明显增长。而学习,首要途径就是读书。在民国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如何更好地读书?如何使人们在汲取前人阅读经验的同时,适应新时代的学习需要?都吸引着民国学人们进一步去思考和总结。而这些思考、总结,很多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


精读与博览并举
  读书究竟应“少而精”还是“多而博”?这是“阅读史”上的一个老话题了。民国学人同样也在就此进行思考。特别是王朝崩溃、科举废除,僵硬的儒典诵习已丧失市场的情况下,人们是否还需要精读?而西学东渐、新知传播,出版业迅速发展的时代,泛读又有没有规范?这些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对此,学者看法不一:有人强调“精”,提倡“读破一卷书”;有人强调“博”,主张读书“不必专一”。其实,当时更多的学者还是主张应“精”“博”兼具。梁启超就说:读书“最好分为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这是从“技术”的角度说的。胡适则强调精读与泛读的知识指向不同。他说:理想的读书人要“既能博大,又能精深”,“一个学者不可无普通知识,同时也不可无专门学问,……就专门学问说:应先注重‘质’的方面的‘精深’;就普通知识说:应努力‘量’的方面的广博”。其实精与博,归纳而言,无非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功用知识的不同学习方法。对于基础知识、专业技术、思想道德经典,当反复研读,熟记精通,以树立原则;对背景知识、社会经验、生活常识则应快览博闻,以夯实基础。二者不可偏废。读书不博,则眼界易局促狭隘,读书不精,则学问易散漫浮躁。所以,理想的读书人,还要像胡适所比喻的,像金字塔,基础博大坚实,同时又有个高耸精密的尖端。如此博而能精,静而复博,方可学问通达。

读书必须思考
  书中文字的知识,并非仅仅读过记住,就算学到了,还必须经过读者个人的思考理解。读书若不思考,不但走马观花,难留印象,而且更严重的,不思考则难辨是非真伪,易为书本所左右,生出迷信和盲从。所以读书时一定要思考,要带着问题意识,甚至带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梁启超就说:“用怀疑的精神去发生问题。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若万事以‘不成问题’四字了之,那么,无所用其思索,无所用其研究,无所用其辩论,一切学问都拉倒了。”当然,提倡思考绝非叫你怀疑一切。“尽信书”不对,“尽不信书”同样偏颇。史学家陈柱就主张,读书应“疑所当疑,信所当信”。他认为“怀疑者有时自信太过,反未及思辨,而自陷于武断”,使读者失去对书籍的信任和兴趣,陷入“读书无用”的谬见。当然,不论采用什么程度的表达,他们主动思考、大胆思考的思想主旨则是贯通的。
那么如何去思考?学者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学者朱介民强调知识背景:“首先对于学说之派别粗知其大概,而且能辨别其长短;又对社会之事情能分析其性质和内容。”胡绳则主张重点思考书籍的逻辑结构:“一、不要只记得原书中的结论,而要了解这结论是怎样得到的;二、不要只知道那里面是怎样怎样说的,而要知道那里面为什么这样说;三、不要为书中所讲的许许多多东西所困惑住了,而要想明白这许许多多东西是如何贯穿在一起的。”还有人的建议更直白:“读完一节,便要思量着一节里的内容怎样?形式怎样?读完一册,再要思量着全书的结构怎样?精义何在?再当思量到我读此书得着些什么?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另外,很多学者还强调,读书需要思考,但不能止步于此,而是要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拘泥学理,不顾事实,不能用书,反被书用,……对于事业、对于社会,试问有什么益处呢?”而且读书思考还要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应该知,并且应该做”。用读书的所得,来指导实践,同时也在现实中验证其真伪,如此才不失读书的真意。

兴趣与读书的关系
  想让人定下心来读书,并主动思考,兴趣是个关键。封建时代,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乏味无趣,自然引起民国学人的反感。所以很多人都提出读书、选书应注重个人的兴趣或个性,以其为阅读的出发点。学者徐应昶就说:读书要“适合自己兴趣,因着个人天性,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要对自己素质、兴趣点有所认识、有所衡量,再选择读书方向”。作家林语堂的表达更极端:“什么才叫做真正读书呢?……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还说:“个人如能就兴味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者偶有疑难,未能遽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
不过,这种说法未免太乐观。读书纯粹由着兴趣并不可靠。现实中人们往往发现,自己爱读、想读的书和有益、应读的书并不一致。这时孰轻孰重,如何取舍?艾思奇就指出:“趣味是要紧的”,但“书的选择和计划是根本,而兴趣只是一种帮助”。他说读书人不能做“趣味崇拜主义者”,“如果让兴趣支配一切,有兴趣的就读,结果乱读一大堆,读破万卷,得不到一点头绪……为要保持读书本来的意义和目的,不能不对我们的兴趣加以节制”。除了“节制”兴趣外,学者们也提出读书兴趣可以后天培养。学者,杨衡玉就说:“兴趣固然由于天赋,而环境和教育的力量也非常之大,可以转移(兴趣)。”那如何养成兴趣?梁启超认为:“第一要不息,第二要深入,第三要找(学)友。”而经济学家张素民认为培养读书兴趣,一要了解书籍内容,二要养成读书习惯,三要“择你性之所喜的一类书读”。艾思奇则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发,认为:“读书的时候,如果书的内容能被自己很清楚地了解了,或是那书的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系时,就会引起兴趣”,“因为自己的生活最容易理解的缘故,所以……书籍的选择,也最好尽量选择能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作品”。综合各家之言,其实还是要做到科学理性地选书,持之以恒地阅读,待到读者的能力素质真正得到提升,读好书的助益充分显现,良好的阅读兴趣也就能养成了。
上述几点,仅是举其大端。其实民国学人对读书法的论述还有很多,如读书要有信心、有恒心、有规律,要从个人实际程度出发,循序渐进,要注意阅读卫生,等等,都很有教益。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学者们的读书法,主要还是理论阐述,有时不免空论之嫌,还有些说法、观点相互差异甚至冲突。这些仍需读者思考鉴别,并通过实践运用找到适合自身的方法。最后,本文引用民国时一本《书报阅读法》所列的几条实用选书指标作为结尾,供读者参考:选书不要为宣传所迷惑;不要为广告所引诱;不要选与自己程度不相等的;注意出版日期、版数;注意出版处、发行者;先阅序言或后记;最好有相当的人介绍,或有名人评论或推荐;是否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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