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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之道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宋惠昌    2015-11-11 10:02:36

 这几年在与学员的接触中,感到有些领导干部钻研学问的热情很高,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如何进行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这里,就与他们互相切磋之中的心得,结合自己理论研究的经验,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姑且名之曰“学问之道”吧。


问题意识
  在中国的词汇中,“学问”这个词的结构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学”和“问”两个字联系在一起而组成的。在我看来,“问”是“学”的内在要求,或者也可以说是它的本质要求。在“学”的过程中的所谓“问”,也就是“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问题,不是随便什么异想天开之类的怪念头,而是根据我们对客观实际复杂关系的思考,所概括出的一些矛盾。所以,“问题”,就是客观实际,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我们常常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搞学问的过程中,怎么“从实际出发”?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从客观实际中的矛盾出发,实际上就是从问题出发。这就是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这里所谓问题意识,也就是要求我们搞学问、搞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基本思想方法,即从问题出发。强调“问题意识”,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不少的人,包括一些所谓“高层次”的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工作,基本上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是从问题出发,不触及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矛盾,而是相反,或者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或者是从已有的结论(概念)出发。所以,他们的所谓“研究工作”,或者是演绎自己的那些概念,或者是按照既定的理论模式论证别人的结论。这样的所谓“研究”工作,对他们自己或许是有什么价值,但是,对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们的所谓“研究工作”,在思想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
哲学史上,有一些哲学家被称为怀疑论者,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怀疑论者在哲学史上是引起过一些非议的,但是,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思想贡献,这个贡献也就是提倡“怀疑”。在我国古代学者中,也有类似这样的思想家。比如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就提出了一种可贵的“怀疑论”。他说:“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李贽是个奇人,对他也有过不同的评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怀疑论”毕竟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反对盲从,提倡思考。而对于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学者来说,具有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头脑,那是比什么都要宝贵的。
现实生活中,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问题会层出不穷,矛盾会继续出现,这就给我们创造了丰富的研究机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研究的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善于抓住那些有价值的问题。我认为,能够抓住那些有重要价值的问题,并给予科学的解决,这就是研究工作者的贡献。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多的问题,不是我们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比较敏锐地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虽然还不能马上给予解决,这也是一种科学贡献。比如,自然科学中“哥德巴赫猜想”的提出,就是如此。社会科学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很显然,是有的。当然,究竟能不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这就要看我们的敏感和勇气了。

根据意识和产权意识
  在为人处事方面,有一个大家都应该遵守的一般规则,叫作“说话要有根据”。同样地,在做学问即搞理论研究这件事上,这个规则也应该是适用的。在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足够的、可供研究用的实际资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那些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材料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基本根据,当然,也是我们通过研究而得出的结论的根据。
在历史上,那些有杰出贡献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都是“搞资料出身的”,他们一般都是把积累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可以说是从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自己曾经这样说过:“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
我们培养严谨的学风,也应该从这里做起。一般来说,写论文的“第一道工序”,应该是“搞资料”,而且应该是亲自动手,自己去搞资料。我们不少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引用了别人引用的资料,一查,结果是有问题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论文,里面的引文,有的是转引的,而转引的结果竟是“以误传误”。这显然是害人又害己的事情。所以,用别人搞的资料,往往是不可靠的。这就是说,用来作根据的东西,必须是经过自己亲自核对过的,才可以放心地使用。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科学成果,都应该是根据自己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而不应该是根据别人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难道这个问题还会成为问题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的确是个问题。前一阶段,学术界反对的“学术腐败”,实质上就是这样的问题。所谓“学术腐败”,说穿了,就是抄袭,就是剽窃。这样的事情,对严肃的研究工作者来说,本来是一种耻辱,可是,在一些场合中,却是屡见不鲜。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当然,这首先是个品质问题。但是,就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缺乏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观念——产权意识。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搞学问、搞研究,没有起码的产权意识,也是不合格的。

个性意识
  搞学问,搞理论研究,从本质上说,是个创造性的行为。或者说,学术研究工作,是一种创新性的活动。很显然,无论是“创造”还是“创新”,其大忌都是“一般化”。这种“一般化”,最通常的表现形式,就是空话、套话、大话。那么,这种缺乏创造性、没有创新性的“一般化”,它的要害是什么呢?这就是没有个性。看来,个性与创造性、个性与创新性,是有内在联系的。或者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个性的研究工作,没有个性的研究结果,是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工作要树立一种“个性意识”。
实践证明,研究工作过程以及研究结果中,如果没有个性,实质就是没有思想。人的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成果,它的本质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个性。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研究结果,如果没有任何个性,这样的成果是不会有什么思想深度的;同样地,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个性,那也可以说他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这就是个性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极为重要的价值。
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上凡是有过创造性贡献的大科学家、思想家,他们无不是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而他们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又必然是具有独特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有人常常把“标新立异”说成是个贬义词,我对此是持异议的。因为,在要求研究工作具有创造性、研究成果具有鲜明个性特征这一点上,宁可要提倡这种“标新立异”的精神。从目前的科学研究工作状况来看,这样的“标新立异”者是少了,而不是多了。当然,创造性的科学活动,要求自己的研究工作有鲜明的个性,敢于“标新立异”,勇于提出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有可能产生失误,因而这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万无一失,我们大家都是人云亦云,重复那些一般化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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