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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春秋学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郑任钊    2015-12-14 09:58:27

  顾炎武自称“五十以后,笃志经史”(《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顾炎武五十岁那年,也就是1662年,发生了很多事。南明永历皇帝遇害,郑成功病逝,李定国病逝,鲁王朱以海病逝,明朝复兴几无可望。于是,顾炎武全身心投入到经史研究当中,以求发明大义,明道救世。他一再强调所著《日知录》是为后之兴王所准备的:“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日知录》自序)这与孔子于获麟之后,自叹“吾道穷矣”,然后“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等相似!顾炎武此时可谓与孔子心有戚戚焉,孔子当年作《春秋》之事成了他效仿的对象。

  由此在群经之中,顾炎武对《春秋》尤加垂意。他曾说“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日知录》卷七)。顾炎武对《春秋》的重视,也正与其治学宗旨及其对《春秋》的认识紧密有关。顾炎武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书》),提出了由音韵文字而通经的治学路径,开乾嘉学术之先声。但顾炎武的学术旨趣实与乾嘉之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与人书二十五》),主张“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亭林文集·生员论中》),也就是说,通经致用、经世济民才是顾炎武治学的终极目标。顾炎武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此说固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批判,但同时也表达了视经学为义理之学的观点。

  《春秋》在顾炎武看来恰恰是一部“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是一部孔子寄寓大义规范后世的经书。他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这里,顾炎武明确表达了不屑只为考据、训诂之学的学术旨趣,更表明了他对《春秋》一经的认识。

  但顾炎武又强调“圣人之经平易正大”,“其文则史也,史之所无,夫子不得而益也”(《日知录》卷四),认为《春秋》并无前儒所说的那么多繁杂的义例,孔子只是在鲁史的基础上进行删削,很多时候是直书而义自见。

  顾炎武对中唐以降的舍传求经乃至宋、明的各自为传、改经疑经之风甚为不满,他批评说:“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日知录》卷二)他提出应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日知录》卷一),主张会通三传,不主一家,既批判三传各守藩篱,又抨击宋人弃传注而凭己意。从《日知录》中顾炎武对三传及后世诸家之说的折中去取,就可以很鲜明地看出他这种不主一家的态度。

  顾炎武春秋学的治学方法,即如顾炎武在《左传杜解补正》序所说的:“若经文大义,《左氏》不能尽得而《公》《谷》得之,《公》《谷》不能尽得而啖、赵及宋儒得之者,则别记之于书。”其著作《日知录》之《春秋》卷亦是“有一、二百条”从《左氏》,另有部分从《谷梁》和《公羊》,再有部分则“自为之说”。也就是以《左传》为立论基础,再补以《公羊传》《谷梁传》乃至后世诸家之说,最后再申己说。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自为之说”,顾炎武强调“非敢创前人所未有”(《亭林文集·答俞右吉书》),并非全凭己意,也有来自古人的依据,明确将自己的这种方法与宋、明儒者的那种治学之风做了区别。

  顾炎武又说:“《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日知录》卷四)显然其对《左传》的解经也非常不满。而反观其说《公羊传》和《谷梁传》虽然“穿凿以误后人者亦不少”,但“宏纲大指得圣人之深意者凡数十条”,评价亦可谓不低。因为《左传》详于记事,而顾炎武又欲从“行事”而窥得《春秋》大义,所以必然以《左传》为立论基础。而《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一种史学的路径,与顾炎武视《春秋》为经学、为义理之学相背,所以又必须以讲究《春秋》大义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以济其穷。他的春秋学是要在通训诂、明史法的基础上,讲清大义。因此,他既宣称“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同时也感慨“微言既以绝”,推崇汉代首倡《春秋》大义的公羊大师董仲舒“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亭林诗集·述古》)。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很好理解顾炎武对三传的态度及其春秋学的治学方法了。

  那么,顾炎武的《春秋》大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他自己曾明确说:“《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日知录》卷七)也就是说,尊王攘夷、诛乱臣贼子,就是《春秋》大义中顾炎武最为重视的内容。

  尊王之义历来为说《春秋》者所主,顾炎武更是左批公羊家的“王不书‘天’”的贬王说,认为“孰有贬及于天王”;右批《左传》“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之说有辱天王之尊,“不知《春秋》之义甚矣”(《日知录》卷四)。而实际上尊王在顾炎武那里还有更深层的含义。他说:“《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也’。”(《日知录》卷四)显然顾炎武的尊王更强调王的正统。

  在亲自参与抗清斗争失败后,顾炎武长期以明遗民自处。因此他借说尊王否认清朝的正统性,其说攘夷也是如此。对于《春秋》的夷夏之义,顾炎武有很多阐述,如说:“《春秋》之于夷狄,斤斤焉不欲以其名与之也。……圣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于中夏也。”然后他又联系后世之事,说“五胡十六国之辈夷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于史,金元亦然”(《日知录》卷四)。所谓“金元亦然”,其潜台词“清亦然”已经呼之欲出。由此顾炎武春秋学高举尊王攘夷的现实意义也就可知了。

  顾炎武更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夷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日知录》卷七)如此一来,在顾炎武那里攘夷则要更重于尊王了。

  顾炎武作有“缟素称先帝,《春秋》大复仇”(《亭林诗集·感事》)的诗句。在《日知录》卷四中,他讥刺鲁庄公“忘父而与仇通”,驳斥《左传》在解释“赵盾弑其君”时的“越境乃免”说,提出“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强调为君父复仇是臣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日知录》卷十三,顾炎武特列“降臣”一条,大力褒扬忠君而死的王蠋、弘演和孤忠复国的田单为“人臣之鹄”,贬斥降臣“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不齿于人类”。“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仇”,恰恰就是明亡之时的真实写照。

  顾炎武还对清朝借为明讨贼复仇的名义行取代明朝之实进行了揭露。如其论说夏徵舒弑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引楚师讨夏徵舒一事,以孔宁、仪行父是“《春秋》之罪人”,因为楚庄王诛杀夏徵舒后差点就把陈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他批评杜预“托楚以报君之仇”之说“使后世诈谖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这难道不是指的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又说“其亦愈于今之已为他人郡县而犹言报仇者与”,这剑指何方岂不是也非常清楚?

  可见,顾炎武的《春秋》之学绝非埋头训诂,也绝非空讲义理,他对《春秋》大义的抉择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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