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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的治学观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郭继民    2016-01-07 08:52:52

       作为熊十力先生弟子之一的徐复观先生(1903—1980),年过不惑(43岁)方开始回归“中”学,46岁开始著述,十年后就同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后来,他与唐、牟被并称的“当代新儒学三大师”。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在于徐先生对日趋“飘摇零落”的中国文化有一种责任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以迟暮之年,开始学术工作,主要是为了抗拒这一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过分为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愤兴起的。”(《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除了这份责任外,与其独到的治学观与治学路径也是分不开的。

      态度高于方法
  学者治学,多重视方法,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方法是治学成败的关键,好的方法可以事半功倍,而拙劣的、错误的方法则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一事无成。然而,从政治生活中“历练”出来的徐复观先生却独具慧眼,明确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态度问题,比方法问题更重要。”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乙集)自序中,他写道:“其实,人类文化,都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创造出来,都要由堂堂正正的人传承下去。只有由平实正常的心理所形成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才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平铺在自己面前,一任自己理性良心的评判,选择、吸收,消化。”之所以有此看法,乃是当时学风堕落、学者人格堕落使然。在徐先生看来,作为一名学者,“无真实国族社会之爱,即不能有人类之爱。无人类之爱,则心灵封锁鄙恶,决不能发现人生。此种人,此种作品,皆与文学无关。”徐先生临终之前,念念不忘的《两汉经学史》的写作,他躺在病床上,自知生命不久,便与老朋友说出自己最大的遗憾,“已活了这么大年龄,应当死了;可惜想写的《两汉经学史》,竟没有动笔的机会。因为这种冷题目,我不动笔,是没有人动笔的。”可见,其写作的动因,除了绍述中华学术外,绝无任何私利。
徐复观先生之所以秉持“态度高于方法”之见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为己之学乃在于了解自己、开辟自己、建立自己,最终是成就自己的德性,所谓儒者“明理见性,见性成人”;儒者为学的目的就是“成人”之学,“求仁”的态度乃是为学根本性前提,正如阳明所谓“学者先立其大”一样,真诚的态度决定了儒者之学的品性和格局。

      “客观地理解”是做学术的前提
  谈及学术、思想,人们常常笼统谈之,以为二者是一回事。事实上,“学术”与“思想”是有区别的,“学术”工作更像“续家谱”,旨在说清楚学术自身的来龙去脉,并根据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申明学术的发展方向。自然,无论“家谱”还是“续家谱”都需建立在可靠、真实可信的文献基础之上,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可张冠李戴、越俎代庖。至于“纯粹的思想”,则自由的多,似乎可以“凌空”发挥,在宽泛意义上,只要能自圆其说,自成体系,大致即可称之为思想。但是,“学术”绝不可以这样“潇洒”,即便是发挥“学术”所蕴含的思想(即“学术思想”)也必须建立在可靠的证据、文献之上,做到“持之有据”,对文献有“客观地了解”,而不可凭空建造“空中楼阁”。
徐复观先生治“思想史”,尤其强调“客观了解文献”之立场,对他而言,“客观地理解”乃是做学术的前提。在做《两汉思想史》时,在文献考证上可谓下足了功夫。自清末尤其民国以后,“考据成风”,学界掀起一场“疑古过勇”的思潮。按当时说法,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是不可信赖的材料。于是徐先生亲自做起考据的工作,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工作,力争在“证据的打擂台”上得出扎实的结论。“我若不自己下一番考据功夫,要便是把这些著作,从两汉思想中,武断地加以删除;要便是不考虑异同之见,我行我素地加以阐述。这都不是真正负责的态度。”顺便提及,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之所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亦在于他对古代文献有“客观的了解”,对古文献下足了功夫。其二十几部皇皇巨著皆非从自己的主观想法下手,而是从文献的掌握、爬梳入手,渐次理清文献的思路,把隐匿于文献中的思想以体系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读后,信服且过瘾。
今天,人文领域的年轻学者,不能全面地阅读文献,缺乏“坐冷板凳”的定力,质言之,缺乏“客观了解的工夫”。学术上盲目追求“短平快”,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抽取几句话演绎下去,来展示个人“哲学的思辨之功”,虽然暂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从长远来看,毕竟得不偿失,因为缺乏客观了解、缺乏根基的“思想”是走不远的。

      方法从“工夫”中来
  强调治学态度,并不意味着否定方法的重要性。问题在于,方法是在累积的学习中“流淌”出来的,没有正确的态度和具体的“实做”,方法也将失灵。譬如游泳,倘若不下水,再好的《游泳指南》,也无济于事。反过来,有了具体的实践,方法自然会流淌出来,徐复观先生即作如是观。他认为,有了能虚、能勤、能慎、能改的态度,则方法是在工夫中产生、修正的——笔者将徐先生的这一态度称之为“工夫方法论”。徐复观先生尝言:“我所用的,乃是一种笨方法。十年以前,我把阅过的有关典籍,加以注记,先后由几位东海大学毕业的同学为我摘抄了四十多万字,其中有关两汉的约十多万字。”徐先生的“工夫论”可谓是“过来人”语,没有真实的工夫,妄谈方法又何用?功夫到了,方法自然会流露出来。
除了“工夫论”外,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还谈及“治思想史”中的考据,必然地向另外三个层面拓展”的话题,这三个拓展,其实就是徐先生治思想史的方法,兹介绍如下:其一,治思想史者当采用孟子所谓“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后人做一种解释。由此,解释和解释者的人格,是密切相关的。由此推测,古人的思想,必然与其性格、个性、家世、遭遇息息相关。因此,后人“做”思想史万不可凭个人狭隘之偏好,盲目评价古人,而需做客观的了解,不以喜恶论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其二,要善于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思想发展的轨迹。思想固然隐秘,但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因为思想终极要显现,而思想的脉络总是在“学术史”中显现出来,“只有把握到这种动态的发展演变,才能尽到所谓‘史’的责任”。其三,归纳的方法。治理思想史,首先要通读全书,要把训诂、校勘、版本等问题概括在内;然后进条理,加以分析、摘抄,前后贯通,左右比较。其四,通过归纳理出思想脉络和思想精华。当然,上述这三个方法,究极处,仍是“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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