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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海之战看中日安全战略博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王勇    2015-11-11 16:29:34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然而,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上任仅一年的安倍却频频出招:接连批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和《统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等日本今后10年的“外交和安保战略指针”,明确把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象;明目张胆地到“靖国神社”拜鬼,以“汇报执政业绩”来极力召唤军国主义的亡灵,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社会秩序;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打造战争“小核心”战时内阁,并强行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为秘密进行战争决策提供法律掩护;大幅度提升国防预算,并增兵西南诸岛,加紧进行针对中国的作战部署……诸多因素预示着,安倍政权正将日本带向一种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道路,并将给地区安全和经济繁荣带来极大的威胁。在分析中日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及其影响时,不免让我想起了甲午战争中的威海之战。它是一系列关键性战役的收官之战,不仅反映了中日早期海权之争的结局,更记载了120年前中日发生大碰撞之后,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和地区格局的重大变化。
  貌似强大的北洋海军在甲午年“大考”中露馅
  国务院曾经在甲午战争100周年之际,将当年的主战场,建有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刘公岛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个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总面积约3.15平方公里的中国内海岛屿,史书称它为威海卫的“东隅屏藩”。其以“水深不冻,山列屏障,路断腹地,土无厚淤,口接大洋,地处海中”而颇受关注,成为北洋水师的基地。
  据有关史料记载,1888年12月7日,北洋海军在刘公岛正式成军,随后发展到拥有大小军舰数十艘(有资料称65艘),不仅位列当时亚洲的首位,在世界上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据称实力位居世界第8位)。然而,在6年之后迎来的甲午战争“大考”之中,这支中国当年最得意的海上力量却没能及格。1894年9月17日,中日黄海大东沟一战,北洋舰队败北;1895年1月初,坚守威海卫的北洋水师被迫进入了关键性的最后决战,可结果却令国人大失所望。
  陆上协同失调,威海卫防御未挽败局
  尽管北洋舰队先前几次海战失利损失巨大,但在进行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最后决战前,仍保有一定的实力。其中,仅威海卫港内就保有各种舰艇26艘,再加上陆上设防的众多炮台和防御力量,只要齐心协力,配合得当,本应能够有效阻止日军的“最后疯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1895年1月20日,日军海陆并进,对中国守军实施了早期的陆海联合作战。担任日军登陆作战的,主要是由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2军,共2.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指挥的第2师团,以及黑木为桢中将指挥的第6师团。日军登陆部队在其水面舰艇的掩护下,几经激战后于23日便在荣成龙须岛完成了全部登陆。
  1月30日,日军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的南帮炮台。当时,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有6营3000余人。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在营官周家恩的带领下,坚守摩天岭等阵地,以英勇顽强的抵御给予了日军以较大杀伤,包括击毙了担任日军左翼司令官的大寺安纯少将。然而,由于力量过于悬殊,清军最终没能守住南帮炮台。而就在威海的南帮炮台激战之际,清军在烟台及其以东还部署有30多营,但这些力量却没有及时投入救援,原因在于,南北帮炮台及刘公岛的守军主要听命于李鸿章。显然,这种由清廷高层揽权造成的内部矛盾,影响到了战时力量的协调与配合,也导致了战局的不利发展。
  大本营被占,北洋海军由此没落
  南帮炮台失陷后,威海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可当时负有防守威海重要责任的李秉衡却为了一己之利,对威海战事的发展漠不关心,仅派部分兵力扼守威海西路。因未及时增兵巩固阵地,威海之战的天平日渐偏向进攻的日军,至2月3日,日军便攻占了威海卫城。随着威海的陆地悉被日军占据,当时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已成为一座孤岛。继而,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发动了不下七八次的攻击,但均被坚守的清军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经致书丁汝昌,劝他投降,却被他断然拒绝。
  战至2月5日凌晨,清军的旗舰“定远”中雷搁浅,后被当作“水炮台”使用,继续与日军作殊死搏战。可仅2天后,李秉衡竟然听信鱼雷艇管带王登云谎报的军情,弃威海于不顾而至莱州。此后,眼见形势进一步恶化,负有更高责任的李鸿章竟然也放弃了指挥威海保卫战的责任。这种指挥上的失职,无疑加速了这场战役失败和北洋舰队覆灭的进程。
  2月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随后自杀殉职。11日,丁汝昌在美籍“洋督察”浩威,以及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随后接任的“镇远”管带杨用霖,也因不愿受降而自杀殉国。12日,浩威起草了投降书,并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2天后,牛昶昞与日本占领者伊东祐亨,签订了《刘公岛降约》。其中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使寄托着中华民族强国梦的希望化为千古遗恨!
  本可挽回败局的机会被浪费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史料就不难发现,其实清军本可以有机会挽回败局,下面即是众多机会中的两个。
  机会之一:假如能够集中其他海上力量共同对敌。其实,清军除北洋舰队外,另外还有南洋、福建和广东3支舰队。可当时的海军衙门及至兼有“最高指挥官”职责的李鸿章,却不能统帅与号令各舰队并使之集中对敌。据史料记载,黄海海战后,清政府曾电令南洋大臣刘坤一,“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但其却回电强调许多理由拒绝派船北上;而在金州失守旅顺告急时,清政府又曾电令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之洞,让他“派南洋四舰前来助剿”,可张之洞也和刘坤一样,拒绝派船增援;后来,北洋海军还要求把广东海军的2艘大型鱼雷艇调到北洋助战,广东海军却以“艇中存煤远行不敷烧用”为理由同样加以拒绝。且不说这另外3支海上力量均能服从号令,在威海保卫战期间,当日海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山东半岛与北洋舰队进行激战之机,只要南洋舰队能北上山东半岛增援,便能对攻击威海的日本海上力量形成夹击,或造成一种威慑态势,以分散日舰注意力并减轻北洋舰队承受的压力。
  机会之二:假如北洋海军能够主动出击或撤离。诚然,在威海卫之战中,陆路失守是导致局势陷于被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却不致造成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海军作为海上的机动力量,本不应全部集结于狭小的威海附近守株待兔。只要能够机动到外围寻求日军弱点先机发力,或者在南北帮炮台失守且舰队尚无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及时组织突围,向烟台或吴淞方向撤离,则将有机会保存有生力量等待重整旗鼓。
  历史留下的警示:决不能再让敌人打第二枪
  威海之战的败北不仅留下了120年来中国的遗恨,更带给了我们诸多的警示。
  军队建设战略上应有明确的目标并着眼实战。当时的北洋水师建设并无明确的战略目标,虽然购来了以“定远”“镇远”(均为7400吨)为代表的铁甲主力舰,却只是为了“守海口”“保和局”,“本无驰骋域外之意”。而且,还忽视了对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海上机动战”研究,以至于在交战中陷于被动挨打局面。显然,现代海上力量的建设,必须要根据“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以及应对国家面对海上安全挑战的实战要求去发展。
  高级决策与指挥人员须着眼全局并积极控制危机。当时的清政府高层及其北洋水师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中日即将发生重大军事危机,但却没有从全局上加以运筹,采取有效的危机防范措施,而是被动地等待危机来临;当处战时,他们又只顾当面情况,不讲整体协调,或“避战保船”或“盲目迎战”,以至于在无充分准备的海上决战中落败。当下,虽然中日的国力、军力已经不能与120多年前相提并论,但战略资源奇缺、经济结构脆弱、国家治理不力的日本,已经被安倍为代表的极右势力所挟持,甚至有部分人疯狂叫嚣要重温“甲午荣光”,战争冒险性日益增大,“中日必有一战”的预言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现实。我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一切争端,坚持在战略上不打第一枪,但面对军国主义者强加的种种挑衅,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安全危机乃至战争应对准备,绝不让对手有机会向我打第二枪。
  国家需凝聚内力以迎接一切安全挑战。分析史料后就不难发现,中国当年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与技术之差上,因为当时北洋海军拥有的舰船几乎是日本的两倍(中国实力位居世界第8位,而日本仅位居第11位)。真正的原因却是败在内部不和、组织的不完善与官员的腐败。中日开战之前,以慈禧为代表的“大老虎”们,就曾大肆挪用海军军费,造成了备战不实;战争打响以后,一些拥有实权的“主和派”不仅寄希望于俄、英、美等国出面调停,而且还暗中遣使到日本求和;即使一些主张派,也缺乏对广大民众的必要动员,因而难以抵御强敌的进攻。随着国防意识的增强,如今民众对日本在其右翼领导人带领下,正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推动军国主义复辟,对地区安全与经济繁荣造成的威胁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只要围绕对日斗争的大目标,正确引导民众,就能很好地凝聚内力,陷安倍政权的妄想于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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