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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年前那个甲午的中日之战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蒋亚民    2015-11-14 12:07:50

420年的追忆,是为了振兴波及四海的华夏文化。中国强大,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和进步,不是战争。但是,也不能一味为了无原则的和平而损失国家利益。近
  期,一些日本学者把120年前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实际上并不准确,因为历史上至少还有一次中国完胜的中日战争,就发生在420年前明朝万历年间那个甲午之年(1594年)前后。那时候,中国的万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并没有把日本军队的入侵看得多么严重,甚至一时犯了过分轻敌的错误;那时候,中国的火器处于衰败前的最后辉煌时期,打得日军大败亏输;那时候,中国曾经是日本的宗主国,万历皇帝派钦差大臣封日本国统帅丰臣秀吉为日本王;那时候,中国军队与当今的美军可有一比,有能力以小的代价赢得大的胜利;那时候,中朝联军曾经把日本军队在水陆两线统统打败,彻底驱逐出朝鲜半岛。
  追忆这么多,就是要提醒中国和日本国研究历史的人们,注意认知中国强盛的主流轨迹,不要以为中国一弱数百年。同时,也想从另一个角度提醒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要有大国思维,不能总以弱小国家的心态对待国际事务。在丛林原则仍然起作用的世界政治与外交舞台上,莽撞示强与一味示弱都不可取,当韬晦时应韬晦,当自强时需自强。需要告诉我们的后代,强大的中国是历史的常态,战略上绝不能养成习惯于被动挨打的小媳妇儿心态。

420年前的甲午前后发生了什么事
  简单地讲,420年前的中国处于明朝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黑白脸皇帝,既干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也干了不少昏庸腐败的坏事。但总的讲,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甚至可能是一位没有让历史学家们看得很清楚的高明皇帝。万历朝用了一代名臣张居正,一代抗倭名将李如松,进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
  武略榜上,万历朝最著名的有“三大征”。其中,两大征主要对付内部叛乱,包括万历二十年(1592)西征宁夏哱拜,万历二十一年(1593)南征播州杨应龙。哱拜和杨应龙都是明朝封的驻边将领,所以,西征和南征都是内战,只有东征援朝,是一场抵御外敌的战争。
  东征援朝抗日,分为两个阶段,史称前役和后役。前役时间为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592—1594),明军投入兵力74000人,朝鲜军60000人,日本入朝军队兵力为197700人。后役时间为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596—1598),明军投入兵力117000人,朝鲜军37600人,日本入朝军队兵力为141390人。从参战兵力可以看出,无论是前役还是后役,中国军队的人数都比日本入朝兵力少,但是,除了初战轻敌只派了3000人去对付数十万日本军队失利之外,总体上中国军队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巨大胜利。
  前役,平壤战役中,中国军队会攻据守城市的日军。先用虎蹲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炮、霹雳炮、子母炮、火箭等远程火力打击,进而派遣不怕死的勇士攀钩梯向城上猛冲。最后,中朝联军在主战场上“得级千二百八十五,其死于火及从东城跳溺无算”。追击日军时,“获级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也就是说,明军在攻击和追击作战中,一共斩杀了1647个日军首级,生擒了3名日本兵,这还不算火中水中阵亡的日本军人。明军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伤亡率。如担任主攻任务的钱世祯营,兵力约1000人,会战中亡32人,伤104人,阵亡率为3.2%,伤亡率为13.6%。这个比例,比当今美国军队制定的总阵亡率不得超过5%的比例还低。也就是说,当年的明军,以低于5%的阵亡率取得了城市攻坚战的巨大胜利,其中,各种火炮比日军多得多,打击距离也远得多,是一场与当今伊拉克战争相似的一边倒的战争。不同的是,当年的明军充当了今日的美军角色,而当年的日军则很像当今败亡的伊拉克军队。前役胜利后,明朝廷遣使到日本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赐以冠服、金印、诰命,一度言和。
  后役,日本不臣而反,又在朝鲜投入重兵。这段时间,明朝受降正使李宗成到达对马岛以后,“索货无厌”并纳日本太守所献美女23人,还欲淫太守之妻,惹怒了日本人,也是引发战争的直接诱因。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丰臣秀吉政权没有归顺明朝的诚意。明军再次入朝,取得“南海大捷”,击沉日船900余艘,烧死日军将领义弘。在丰臣秀吉死后,最终将日军全部驱逐出朝鲜。

420年前的辉煌为什么没有存续到清朝
  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对日本、对西方列强,在国防能力方面还都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但是,在明灭清兴的2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国防能力,由世界最强迅速滑落到世界最弱,以至到了清末70年,出现了一败再败、口岸丢失、京畿不保、海军覆灭的整体衰败之像。主要原因有三条。
  一是经济上没有跟上历史发展的浩荡潮流。1644年,清建国。上溯5年,1640年英国开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1760年至1840年,西方进行了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当时的中国,对这两次革命几乎一无所知。这两次革命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没有经过两次革命政治和经济提升作用的中国,很快滑向世界性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最低谷。而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发展轨迹正好与中国相反,是由弱小走向了强大,由落后走向了先进。1854年,美国柏利舰队10艘战舰、2000陆战队进逼日本,3月迫使日本签署了“日美条约”,从此,日本向西方列强开放口岸。1885年,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主旨是,“日本应该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方文明”,不与“野蛮落后的亚洲国家为伍”。日本政界人士多数拥护福泽谕吉的见解,很快使日本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技术合作领域基本脱离亚洲范围,靠向西方诸列强的国家。1894年,也就是日本国门被美国柏利舰队撞开后的40年后,发生了中日黄海海战,中国大清舰队大败亏输、惨不忍睹。
  二是政治上没有进行适应新形势的深刻改革。1868—1878年,以及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建西学、改兵役、清田亩、减轻农民重赋,予贱民平等权、严格限制佛教等。明治天皇要建设一支200艘战舰的海军,超过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并将烟草税、药物税都划拨给海军,还自勒腰带,在6年内每年从内庭费用中拨给海军30万日元。而清朝政府,这一段时间政治上毫无作为。虽然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武器,也送了一些学子去学习,但是,改革的动作太小了,多数领域叶公好龙,政治上只进行了一些被逼无奈的小改小变。兴国无战略构思,变法无有效举措,皇帝重臣分权划利,只会弄权分钱,不思国家复兴。
  三是军事上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清朝曾经由李鸿章主持,从德国进口了多艘铁甲战舰,甚至还有鱼雷艇。但是,军事战略和军事理论却十分落后。清朝中央政权有一个大毛病,就是长时间错误总结开国时期的军事经验。清朝皇帝和大臣,都标榜马上得天下、骑射为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皇太极进关前,借助两次明军大量损失火炮的战役,取得了兵力对比在火炮方面的关键战略优势。第一次,是明朝重镇登州的失陷。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对明军守卫的关外重镇大凌河发动进攻。镇守登州的明军登莱巡抚孙元化派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率军增援,援军进至吴桥时突然哗变,勒兵返回把登州围了起来,打到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三,登州被叛军攻破,明军直接损失各型火炮330门,其中大将军炮1门、红夷炮12门、佛郎机炮19门、威远炮170门。当时的登州,是明朝研制火炮的基地,城破之时,明军的登莱监军王征(火炮专家)、副总兵张焘,一个被俘、一个自缢身亡。明军聘请的葡萄牙火炮专家和其他53名葡萄牙炮师也损失惨重。登州失陷,使明朝政府再也无力以当时最重要的远战武器火炮,成规模地支援关外对八旗军的作战。第二次,是关外重镇大凌河的失陷,共计损失火炮3500门。当时,关内援军行动迟缓、叛军作乱,关外防御大凌河的明军盼援无望,坚持了近百天后,崇祯四年(1631)十月,大凌河粮尽援绝开城投降,总兵祖大寿败走锦州。根据当时明朝的兵部报告,皇太极的八旗军在占领大凌河后,缴获了将军炮、灭虏炮、红夷炮等多种火炮共计3500门,明军从此失去关外的火炮优势。后来,八旗军在崇祯十二年(1639)至十五年(1642)的松锦大战中,攻松山、打塔山、占杏山,无不拥炮而进,而且特别喜欢使用红夷大炮和自制的红衣炮。一直到顺治二年(1645)清豫亲王攻打到南方的扬州时,仍然在使用火炮攻城。可见,八旗军不但在关外使用火炮,进了关以后,也一直将火炮作为攻克城池的重要武器。从以上的战例中可以看出,满清八旗军并不是依仗骑射而得天下的,而是一步一步地缴获明军的远战武器火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凭借火炮打进关,又打到南方去的。可笑的是,清朝的后人并不这样总结历史,马上得天下的说法被泛化,直到晚清70年,仍然抱着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维敝帚自珍。在黄海海战中,开着铁甲炮舰,用骑兵的夹缝雁形阵与日海军对阵,焉能不败。

420年的追忆为了寻找些什么
  知弱和知强,应当有一种平衡,一味宣传中国近代史上的一败再败,会给年轻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常败的弱国。实际上,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比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强大,才是维持时间最长的史实。
  420年的追忆,是为了坚定中华崛起的自强信心。清末70年,将中国跌落到一个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面败落之境,亡国的警钟一次次敲响。然而,中国并没有败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支撑着中国走过了最危急的时刻。
  420年的追忆,是为了重建平等自立的处世观念。中国在世界上不是受气的小媳妇儿,中国与其他大国具有平等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但是,世界列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意真正尊重这一事实。原因很简单,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一个穷国。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了,自己首先要尊重自己,不能低三下四,不可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人家让你坐,你说我还是站着好。战胜国就是战胜国,在和平共处原则下,需要拿回来的利益就要拿回来,大国更需要高端竞争的勇气。
  420年的追忆,是为了捍卫遍及全球的涉华利益。古往今来,在世界上逞霸道不得人心、势难长久;为公道则往往联横作大、源远流长;避世道却又失朋散友、形只影单。到2010年,中国在世界各国的侨民和华裔已经超过5000万人,密切交往的朋友遍天下。只有在侨民有事、盟友有事的时候敢于站出来,引王师横刀立马、出长拳逐寇驱邪,才能保证本国侨民和盟友的利益,进而保证本国的国际地位和长远利益。
  420年的追忆,是为了振兴波及四海的华夏文化。中国强大,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和进步,不是战争。但是,也不能一味为了无原则的和平而损失国家利益。“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的大风歌,很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倾向。作为史上少有的一代成功君王,刘邦最后也就图一个衣锦还乡、威加海内,从没有想着威加海外、拓土开疆。将中华文明的拓展解释为黄祸是别有用心,理解为不分情况的一味隐忍则又失于软弱。不偏不倚的中庸之策,应当是汉武帝刘彻委曲多年以后喊出来的“寇可往,我亦可往”。只有敢于使用各种战略手段争取大国的主导地位,不断完善面对世界强权的联横之策,不断提高以和平发展为主流的邦交深度,不断加强立足本土、收放自如的国防能力,才是中华文化的传统求索和现实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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