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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战败在国不能战军不能战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钟少异    2015-11-14 12:41:21

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距清顺治元年1644年刚好250年,清朝已经走到了末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这是一个王朝的末世,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处在这样一个末世,整个国家腐朽不堪,整个军队也腐朽不堪,以致国不能战,军不能战。其结果就是甲午战争的惨败。
  现在有一种观点可能夸大了战前洋务运动的意义,所谓同光之世有中兴气象,洋务运动好像使国家进入了近代化发展的轨道。实际上不是。我们必须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患内忧不断加剧,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一败再败,太平天国又搞得国家元气大伤。在此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变革图强的行动,试图振衰起敝,却步履维艰,很不成功,根本没有扭转颓势,所以1894年的清朝实际上处在末世的状态。甲午之败,不过是加速了清朝的覆亡。

国不能战突出体现于两个方面
  领袖集团腐朽无能。先看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慈禧,她精于宫廷权术,但在知识和眼光上都很欠缺,谈不上什么眼界,更无经邦济世的才略,跟清初的孝庄和唐朝的武则天没法比。另一个是光绪,他长在深宫之中,还是个文弱青年,有抱负有激情,但没有韬略雄才。次看清廷,是中枢无人。太平天国之后满族人才凋零,围在慈禧、光绪身边的满族权贵都才智平庸,比较突出一点的恭亲王奕实际也才略平平,只是手段比较圆熟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满臣对汉臣的忌防更甚了,所以晚清汉臣中的强人基本进不了中枢,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被挡在外围。再看实际表现。从长远来说,就是看不到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不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工业文明兴起要替代农业文明,资本主义兴起要取代封建制度,他们根本看不到这样一个大势,也就不知道引领国家走向正确的方向,赶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从中期来说,就是看不到日本崛起速度之快、威胁之急,还一直以为日本是弹丸之邦,“蕞尔小国”而已,不能切实加强防范。1888年北洋海军宣布成军后便停止了发展,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加速推进对清朝的战争准备,大力加紧发展海军。从近前来说,就是当朝鲜危机发生、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毫无领导、统驭这场斗争的能力。中枢诸公昧于情势,不知彼也不知己,拿不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和周详的计划,反而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慈禧先是看群情汹汹、愤激昂扬,便支持开战,还以为能轻易取胜,但初战失利,马上要到她六十大寿的日子(1894年11月7日,农历十月初十),就想赶紧了结,免得耽误做寿。朝中上下也把慈禧做寿看得比前方战事还要紧,甚至将旅大危殆的十万火急军情延搁不办。光绪坚决主战,但不知道怎样通盘进行谋划和组织,对日本战略意图和日军虚实毫不了解,只是一厢情愿地让军机处一道又一道下谕旨,催促各军速速进剿,似乎军队开到前线就能轻松把日军从朝鲜赶到海里,而当战事失利,战局吃紧,就乱了方寸,应对无措。
  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形不成国家的统一意志和统一力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一败涂地,只好靠地方募勇练兵拒敌,湘军、淮军由此而兴,督抚势力随之坐大,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还能坚守道统,自裁其军,自我收敛,其他督抚却纷纷起来了,派系林立,借着办洋务图自强、筹海防或谋塞防而各练其军,各抱山头,明争暗斗,中央一统军令政令的局面名存实亡,甚至新建的海军也分别成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家底,所以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一直无法统一调遣使用。于是当大危机来临时,封疆大吏各顾私利各打算盘,互相钩心斗角,国家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甲午战争爆发,情况就是这样。握有清朝主要军力和资源的许多督抚大员认为,这主要是李鸿章北洋系统的事,与己无干,非但不愿出钱出力,有的还存心看李鸿章的笑话。而作为战区司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则是当时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清廷也不能顺畅掌控和指挥。应该说李鸿章的大局观是比较好的,但也有浓厚的北洋意识,他从一开始就想尽量避免战争,想缓战,这既是因为他对敌我情势相对还比较了解,也是出于保存北洋实力的派系心结,这与光绪是相左的,光绪指示军机处要打,快打。这样两种意见,只要能统一,按照一个决心进行筹划和执行也许还好,但就是形不成统一意志。光绪没有绝对的权力,事事要慈禧首肯才能执行,所以李鸿章对光绪通过军机处下达的命令能拖就拖,而李鸿章事权不出北洋,无法调动指挥全局,他想避战、缓战的主张光绪又不同意。上下不能同心同德,国家已经不是一盘棋。
  上述状况,使得清廷的危机处理、战争准备和应战,都茫然无绪,一误再误。

军不能战突出体现于三个方面
  组织混乱。由于没有准备,仓促应战,清军的战争组织和实施,从指挥机构的组建、作战计划的制定,到兵力的调动部署、军需的前运后送,都非常混乱。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说:“我们对于战争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可惊。”但更严重的问题还出在军事体制上。晚清军队的体系非常杂乱,都是一个个山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没有统一的司令部、参谋部。洋务运动买了一些枪炮舰船,仿造了一些枪炮舰船,看似搞近代化,但军队近代化最重要的东西都没搞起来。军队大多掌握在各地的督抚将军手里,临时从各地抽调过来,都有严重的私属性,都是督抚将军的私兵,平常不配合,到了战场上更难配合,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形不成有效的组织和协同。日军进攻辽东,一共投入四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不到五万人。清军调集到鸭绿江至山海关内外进行防御的先后有十几万人,但体系庞杂,多头指挥,互相观望,尔忌我虞,尔前我却,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一仗一仗都轻易败给敌人,日军打哪儿克哪儿。又如威海卫之战,防守威海军港和要塞的是李鸿章北洋系统的部队,水师由丁汝昌指挥,陆上要塞部队由戴宗骞指挥,威海附近还有二万多清军归山东巡抚李秉衡指挥。李秉衡始终不积极调兵增援威海,威海的戴宗骞和丁汝昌也矛盾重重,各行其是,结果陆上防御很快溃散,炮台尽失,陷北洋水师于绝境。诗人黄遵宪痛心而泣:“噫吁戏!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清军组织上的混乱使得部队数量虽多,但形不成合力,兵力似厚而实单。
  指挥无方。首先不知彼。上上下下都不了解日军的战略意图和兵力虚实,对日军的进攻方向普遍判断不清,处处设防,兵力分散,行动盲目,左支右绌,陆海两个战场都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其次不知战。战区司令李鸿章,后来战事不利清廷又调宋庆、刘坤一来加强,从他们以下陆军的各级军官大多是旧行伍出身,只有之前对太平军、对捻军的作战经历,基本不懂近代战争。海军系统好一些,官佐大部分是新学堂培养的,有一部分还留洋学习过,但也都没有近代化战争的实战经验。因此,清军在战略战术上表现出严重的无知。如不重视争夺制海权,不懂得陆海协同,不知道抗登陆作战。日军两次登陆,一次在辽东半岛,一次在山东半岛,都大摇大摆地进入,清军根本不组织防御。再如要塞攻防,北洋海防体系经营了一二十年,李鸿章曾自诩“有深固不摇之势”,但打起仗来旅大和威海的要塞都形不成严密防御,特别是陆上的后路防御空虚,一攻就破。基本的陆军战术大部分军官也不懂,如炮兵不知道集中使用,聂士成就说日军炮兵每战必聚在一处,清军的火炮则分散在各部队;只知道正面对抗、集群冲锋,不知道迂回侧击、侧翼防御,经常是日军一迂回侧击,清军的防线马上就垮掉;不会散兵战术,日军火力那么猛,清军还像打太平军、打捻军一样,经常集群冲锋,结果被敌大量杀伤。海军将领虽然学了近代海战的技术和战术,但实战灵活运用能力差,应变能力弱,几次海战的组织指挥都很不理想。
  斗志不坚。晚清官场腐化,社会风气败坏,军队也腐朽不堪,纪律废弛,训练虚浮,赌博、狎妓、抽大烟等淫逸之风盛行。海军稍好些,但这些现象也很普遍,所以整个军队精神萎靡不振,战斗意志不坚,从上到下,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在日军主攻方向上几乎所有的战斗都坚持不了一天以上,所有号称坚固的要塞——大连、旅顺、威海都是被日军轻易夺取。特别是许多将领带头逃跑,导致部队很快溃散甚至不战而溃。如:平壤之战总指挥叶志超带头逃跑,各路清军群龙无首,一溃而不可收,直到过了鸭绿江才算站住脚;大连守将赵怀业不积极战守,反而变卖军米做好逃跑的准备,日军担心大连要塞坚固,弹贮充足,准备以联合舰队从海上助攻,但攻击还没发起,赵怀业就连夜率人马遁往旅顺,把要塞、军港和大量军需物资拱手让给了敌人。在清军参战各部队中,北洋海军是打得最英勇的,多数管带和提督丁汝昌与战舰和舰队共存亡,以身殉国,但也有一些将领和军舰临阵脱逃。最可悲的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由于陆上战场和防线的全面溃败,北洋水师这支清军最先进的部队也被彻底葬送。
  甲午战争,初战海军是关键,终战陆军是关键。北洋海军不败,日本不敢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清朝陆军不败,中国不会速败、完败。“诸军灞上怜儿戏,万里神州痛陆沉。”海上和陆上都打不赢,这是晚清的悲哀。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不少西方人估计,初战中国要吃亏,久战则日本会失败,因为清朝没有战争准备,而日本蓄谋已久,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但日本明治维新时间还不长,国力还不强,不具备长期支持战争的能力。日军突破鸭绿江攻入辽东之后,李鸿章、刘坤一等也曾提出,为今之计需做长久相持的打算。但由于清朝的末世状态,国家和军队均腐朽不堪,与敌较长久地相持都做不到。在经历了战场上的速败之后,腐朽无能的清廷很快选择了投降路线,通过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来换得苟延残喘,这是国不能战、军不能战的极致表现,也是国不能战、军不能战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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