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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苦难可招致未来灾祸
——缅怀先父梅汝璈法官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梅小璈    2015-11-11 12:03:23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对在艰苦卓绝的正义事业中作出牺牲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父梅汝璈法官。

止谤莫如自修
  1945年,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先后战败投降。中国人民经过惨烈的抗争,付出死伤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终于和全世界人民一起,赢得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硝烟散去,百废待兴。摆在进步人类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算战争罪行,追究侵略责任,以警示后人,维护全世界的持久和平。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的。根据《波茨坦公告》和经过当时中国政府同意的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长莫斯科会议精神,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宣布设立法庭,审判被指控以个人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破坏和平罪行的远东(亚太)地区主要战争责任者。先父当时年仅42岁,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代表中国,与其他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一起执法东京。
  先父出身农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长期的教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中,先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业内口碑颇佳。这应该是他担负沉重使命的先决条件。
  在不少人看来,战胜国派出代表,去处理战败国的问题,应当不会遇到太大困难——所谓法庭,所谓审判,大概仅仅是形式。然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战争胜负已定,中国已跻身五强,但仍然经常遭到歧视,其权益经常被忽略,甚至连它在刚刚结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决定性贡献也会被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先父到达东京后,与他人的第一场争论,不是发生在审判中,而是发生在审判前,发生在法官座次问题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人威勃,擅自决定把美、英两国法官在审判席上的座位安排在他自己的座位两边,而把中国和其他国家法官的座位向外推,大有讨好英美的意味。先父当即提出抗议,并脱下法袍,退出开庭预演。威勃庭长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名义相威胁,指责先父“妨碍中美关系”。先父严肃申明:这个安排是荒谬的,它既不是按照接受日本投降时的签字顺序,也不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排列顺序,又不是按照国名字母先后顺序,用意何在,殊属费解。先父坚持主张按照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法官座位,得到多数法官赞同,麦克阿瑟也没有表示反对。最后,中国法官的座位被安排在威勃庭长左边,仅次于美国法官而高于英、法、苏。先父认为,争座次不是小题大做,不是张扬自我,中国法官的位置高低实际上涉及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该不该得到、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
  此番“座次之争”,中国方面固然大获全胜,可是,中国为什么总是受排挤、被轻视?先父在日记中写道:“身处国外的人,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止谤莫如自修’,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各国派来的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他决心用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诺言。“争气”“自修”“郑重”,正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品格。

必须对国人有所交代
  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先父都表现出极强的原则性。他坚决反对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需要而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主张,明确指出《波茨坦公告》关于允许日本选择天皇制度的承诺,与起诉作为战争决策者之一的裕仁之间并无矛盾,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波茨坦公告》并未授权任何人去袒护战争责任者,麦克阿瑟也不能例外,天皇裕仁不能免责。对于那些喧宾夺主、鼓噪拖延的辩护律师,先父协助威勃庭长,不失时机地予以斥退乃至开除,以维护法庭秩序。随着审判的进行,中国检察官在提取证据、反诘被告方面大有起色,扭转了被动局面,先父对此深感欣慰。一个受害最深的国家,如果不能作出有力的指控,将直接影响判决的公正性。先父和中国检察官们都曾表示,假如正义得不到伸张,假如不能对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凌的亿万同胞——包括生者与死者——有所交代,便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唯有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事情并不像多数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法庭认定25名被告有罪,那么,对他们应该适用何种刑罚?法官之间分歧较大。法庭由11国法官组成,其处境、背景、关注点迥异,各国遭受侵略程度也大不相同,此前又没有规定统一的量刑标准,因此法官们在量刑问题上意见不一并不奇怪。先父忧心忡忡,对法庭判决能否公正、能否体现中国人民的诉求十分忐忑。他不顾恫吓,不惧掣肘,不遗余力地与法官们磋商乃至争辩,熬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甫过四旬却已花白了头发的先父终于促成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名战犯绞刑;其余18名战犯,判处16名无期徒刑,2名有期徒刑。

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此后,先父谢绝了当时政府“司法部长”“政务院委员”的任命,于1949年底由香港秘密抵达北京,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并被推选为外交学会常务理事和法学会理事;1954年,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法案委员会委员。作为法律界和外交界的代表,他在那几年经常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尽管在1957年以后的日子里,他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一如既往地发表批评日本右翼势力的文章,并为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做了大量准备。后因“文革”发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只完成了一半。1973年4月23日,先父在北京溘然长逝。
  1988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先父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完成稿,这半部著作后来曾数次再版,被有关专家称为“一本很有分量的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战犯审判的专著”。几次再版,编者无一例外地附录了一篇文章,即先父发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所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此文述及他所掌握的相关史料,也包括他记忆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主要责任者松井石根的情况。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写出了那段被广泛引用的话: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今天,在庆祝胜利的日子里,我们看到日本某些政客试图否认侵华战争罪行的乖谬举动,看到所谓“新安保法”的消极影响,看到由此而引发的两国关系中某种不确定因素。唯其如此,先父梅汝璈法官生前的告诫才显得那样意味深长:“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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