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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崇拜为何兴盛于两宋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尹传政    2015-11-25 16:32:31

   崇拜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曾经造就了无数的崇拜对象,三国时期的关羽就位列其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关公崇拜在历史上明显经历了一个过程。

  从晋代才开始出现关于关羽的神话传说,但并不那么突出、强烈,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今天所熟知的关羽本人“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英雄形象,在当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桃园三结义”等故事情节也未有丰满。然而,历史发展到两宋,关公崇拜文化才真正兴盛,无论当时社会普通民众,还是封建统治者,都把关公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然,这与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宋政治上的内强外弱是关公崇拜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虽然在北宋建立时赵匡胤就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全面加强政治、经济、军事等中央权力,强化对地方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军阀混战的藩镇割据局面,但在实现中央权力集中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如“崇文抑武”之风盛行。尚武之风日衰的结果是,宋代虽有武举,但却以试策高低定去留,“武举发,先阅射骑,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使得对武士的选拔重文轻武,弱化了军事指挥者。另一个后果就是致使军备长期被忽视,“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再者,军队腐败滋生,军中之人多参与经商。以范仲淹为例,“在庆州,日亦借随军库钱回易”,将回易到的利息“充随军公用支使”;九江巡尉司“常获贩私茶人,乃是本军出戍官兵”。在这样的情形下,北宋不得不面对军事作战频频失利,自身政权持续弱化,西夏、辽、金及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强势崛起,不断蚕食中原的现实。

  两宋国家领土长期分裂的现状又推动了关公崇拜文化的兴盛。军事上的失利带来了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和百姓流离失所。如宣和末,燕云战事起,北方边界诸镇的兵祸连结,当地百姓纷纷“弃产而居京师”。在饱受连年征战、国家分裂的痛苦下,人民对收复失地和安定生活产生了强烈愿望,“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虽然寇准进行坚决抵抗,岳飞、韩世忠等人一度收复大片领土,但这些努力在腐败无能的政府面前都是杯水车薪,难以改变失败的命运,终以“澶渊之盟”苟安一方。面对这种局面,民众不由得产生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就是我所依赖的东西”的心理,增强了对英雄的渴望,帮助他们收复失去的家园,恢复安定的生活,保佑他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免遭涂炭。关公具有的忠义思想、高超武功,甚至其一生转战四方,只是晚年才稍稍安定,镇守荆州,其死后又被弄得身首异处的悲壮人生,自然满足了他们这种心理需求。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出现为关公崇拜文化的兴起创造了思想条件,尤其是北宋道教广泛传播与发展。北宋时期,道教的发展还要归于统治者的重视,其中的原因是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周世宗后室,从法统上说,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其本人对此也是耿耿于怀。在“君权神授”的年代,宋太祖试图从上天意志上进行修正,便利用道士张守真等人宣扬兵变是上天的意志,以求权力获取的合法性。这样,道教便成为了北宋统治者的宠儿。宋真宗为了保全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将道教的崇奉又推向了高潮。为了寻求“澶渊之盟”失败的借口,掩盖自己的无能,他利用道教假借上天意志制造假象。如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命道士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等。这样,各地道教宫观就持续修建,使道教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显然,这种背景为关公崇拜文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到北宋中期,关羽的地位明显有所提高。

  北宋社会大量无产者游民的出现,又是关公崇拜文化兴盛的一大原因。由于两宋时期实行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很多自耕农由于土地被豪强地主吞并,便成为脱离主体社会的游民;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人地矛盾紧张,下层农民占有土地数量日渐减少,天灾人祸的发生,使生计艰难的农民沦落为游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游民成为两宋社会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是不仅不受社会宗法制度的束缚,游离于社会法制之外,还形成自己特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受雇于人,乞讨,甚至打家劫舍、偷盗等,生活异常艰难。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在变成游民,闯荡江湖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所以,寻找其他个体帮助,组建各种组织和帮会,成为赖以生存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英雄崇拜意识,“这些英雄形象高大勇武,无所畏惧,重朋友,讲义气而且与游民有大体相同的地位和生活经历”。历史上的关羽则暗合了这种游民文化意识。首先,他曾“亡命奔涿郡”,奔走于江湖;其次,关羽武艺超群,敢于冒险,生性尚武;再次,关羽与结拜兄弟,肝胆相照,忠心耿耿,并肩战斗等,一身江湖义气。显然,关公就成为众多“江湖”游民崇拜的对象。

  两宋市民文化的发展又是关公崇拜文化兴盛的另一原因。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使得城镇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在城市商业繁荣的前提下,两宋出现了大量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北宋时的汴京,宋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城八厢总计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这些市民在商业往来、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追求精神世界的愉悦。为了满足这些新兴阶层的精神需求,很多繁华市镇开始出现专供市民阶层消遣的文化,其中三国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成为文艺表演的重要部分,当然,这也包含了关羽本人。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广泛创作和传播,对关羽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关羽开始受到普通民众的追捧,“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另一方面,社会对关羽的尊崇也影响到了上层社会。在北宋时期,关羽先后被封为“忠惠公”、“照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

  文化崇拜现象的发生都会遵循一定的因果规律,绝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揆度历史,由表及里,文化崇拜的发展过程,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多种因素下共同作用的产物,有的存在长远,有的短暂,有的易被察觉,有的易被忽略。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由于文化具有持久深远和潜移默化的特殊功能,文化崇拜都或多或少地对某一阶段的人类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先进的文化崇拜会促进社会发展,相反,落后的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显然,注重文化崇拜现象的总结与思考,探究文化崇拜现象的根源,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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