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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减税创盛世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忠海    2017-04-07 00:13:10

 

  

  汉文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只是被他孙子武帝的光环掩盖了。在经济方面汉文帝执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一再降低税赋标准,并连续13年免除全国农业税,不仅减轻了百姓负担、改善了民生,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治世。

  “十税一”到“三十税一”

  秦朝于公元前221年建立,到公元前207年就灭亡了,国祚仅延续了14年,是个短命的王朝。关于其“早逝”的原因,一般认为朝廷对百姓的横征暴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秦国时期确立了以法家思想为主的治国理念,商鞅变法的经济思想基本来自于法家,如重农抑商、奖励耕战以及收取重税等。一般认为从秦国到秦朝执行的都是“十税一”的田租制度,即土地收入的10%向国家交税。表面看比例不算太高,但田租仅是税赋的一种,除田租外百姓还要承担口赋、户赋、刍稾等,如作为“人头税”的口赋一项收取的标准就很重,云梦秦简《金布律》有“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的记载。学者黄今言先生根据当时的物价对其进行了测算,认为“五口之家,则每人平均出口赋一百八十钱”。

  田租、口赋尚且如此,商业税就更高了。虽然由于史料有限,秦国和秦朝各项商业税的税率具体为多少尚不清楚,但史书对其综合税率情况多有记述。董仲舒曾说秦朝“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将秦朝的税收概括为“泰半之赋”,意为百姓和商人要将其收入的一大半拿去缴纳各种名目的税赋。

  汉朝建立后很重视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汉高祖刘邦“从民所欲,而不扰乱”,提出休养生息,在税收方面不断降低标准。《汉书》记载刘邦“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田租的税率降为十五分之一。在其他税赋方面汉初也进行了调整,如规定口赋的标准为120钱,较秦朝的180钱也进一步降低。

  汉初的“轻徭薄赋”政策到汉文帝时又有了新的发展:汉文帝诏令“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也就是在原来“什五税一”的基础上再减一半,降为“三十税一”;另一个税收大项口赋也由120钱降为40钱;在徭役方面规定“丁男三年而一事”,将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的徭役改为3年服一次。这些标准不仅较秦朝有了极大的降低,同时也较刘邦及其之后的惠帝等几位皇帝在位时期明显下降。

  连续13年免除农业税

  这些还不是汉文帝减税政策的全部,其最重要的一项税收政策颁布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汉文帝下诏将公元前168年的田租按“什五税一”减半收取,即“三十税一”;自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67年开始免除全国的田租。这项免税政策一共执行13年,一直到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继位后才恢复了田租,仍按“三十税一”的标准收取。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公元前157年)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亲不是吕后而是薄姬,她原为项羽部将魏豹的妾室,魏豹失败后薄姬被召入汉宫,因此地位较低。刘恒8岁被封为代王,该地偏远贫瘠,薄姬生性恬淡,与人无争,信奉黄老之学,这些都深深地影响到刘恒。刘邦去世后吕后专政,刘邦的儿子被杀的杀、废的废。吕后后被周勃等功臣铲除,刘恒作为刘邦硕果仅存的儿子,原本不可能登上帝位反而成了皇帝的唯一人选。

  低调、谨慎、务实是史书对汉文帝的共同评价,黄老思想对他有着极深的影响,“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些都影响到汉文帝的执政,除了轻徭薄赋,汉文帝还坚决废除了肉刑,减轻百姓的痛苦,这些都是“慈”的体现。

  汉初以来由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因为秦朝的统治过于严苛以及秦末战争摧残过于深重,百姓的生活依然艰难。《汉书·食货志》记载着汉文帝继位之初百姓生活的情景:“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作为一位心怀“慈念”的皇帝,汉文帝决心进一步加大减税的力度,这符合他的一贯思想。

  汉文帝还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他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把农业提高到“天下之本”来看待的皇帝。汉初以来的实践证明,减轻农业税可以激发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使农业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汉文帝会进一步将这项政策执行下去。

  除此之外汉文帝减税、免税还有另一个考虑:汉朝封国制与郡县制并行,当时封国的权力都很大,在经济上更是如此,比如封国可以自收自支田租,收取多少也可自定,这样就形成了封国与朝廷直辖地区暗中争人、争利的局面。汉文帝免除田租的政策也有增强朝廷直辖地区吸引力、削弱封国势力的考虑。

  减税创造出盛世繁荣

  无论如何,汉文帝在位期间减税的力度都很大,不仅在汉朝,在整个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中也都比较突出和罕见。以后有些皇帝在登基、皇室大婚等吉庆年份免除过部分地区或全国的农业税,但连续13年免除全国的农业税,在王朝时代可谓既无“古人”也无“来者”。

  免除了田租,朝廷如何运转呢?其实朝廷还有一些其他的税收,比如作为“人头税”的口赋,他是按人收取的,虽然标准降低了,但如果人口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这项税收也会增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改善了百姓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据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估测,秦二世时人口约2000万,经过楚汉战争,到汉高祖初年人口降至1400万左右,而汉文帝在位时人口又迅速增加到3100万。

  除了口赋,大力发展商业、增加商业税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汉文帝“重农”却不“抑商”,他下诏开放原来属于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允许私人开采矿产,允许私人开发渔业、盐业,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一时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为了进一步搞活商业,汉文帝又颁布诏令,废除了原先的“关传”制度,取消各地设置的关卡,允许百姓和商人自由往来。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发展一方面改善了百姓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朝廷的税收。

  除了“开源”汉文帝还注重“节流”。他带头勤俭节约,“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这一点十分难得。古人原先多穿草鞋,汉文帝时已有布鞋,草鞋成为贫民的服饰,史书记载汉文帝“履不藉以视朝”,意思是穿着草鞋就上殿理政去了。汉文帝还经常穿“娣衣”,是一种由质量较次的丝物做的衣服,衣服破了就缝缝补补再穿。他对身边的人也要求严格,比如规定嫔妃们衣服的下摆不准拖到地上,以节约衣料,帐子上不准带有刺绣、花边。

  减税、免税并没有影响到朝廷的运转,朝廷反而有钱去改善民生。汉文帝规定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按标准发给米、肉、酒等生活物资,90岁以上增发一定的麻布、绸缎和丝棉。轻税制增加的不仅是民生福利,它对经济的促进也难以估量。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在位期间被称为“文景之治”,《史记》记载这一时期“太仓、甘泉仓满”,粮价一再降低,汉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这些为汉武帝时全面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再回到儒家、道家与法家关于轻税、重税的争论,不难看出法家的一些主张具有片面性。如果只从数学的角度看,税收的多少的确与税率有直接关联,税率越高意味着税收总额越多,但这种正向关系并不是无限度的。西方供给学派有一个“拉弗曲线”,认为税收额随税率提高而增长,形成一个向上的曲线,但中间会有一个临界点,超过此点税收额反而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降低,比如税率为100%时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成果要全部拿去缴税,大家就不会再去生产,税收额反而成了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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