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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税收思想的三个特点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方宝璋    2017-06-02 07:42:11

 

  

  先秦税收思想是中国税收思想的源头,对古代税收思想影响深远,甚至对当代税收制度也有历史借鉴意义。

  通过税收促进生产发展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知道通过税收性的政策工具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调节、控制。如《周礼·司徒下》规定:宅旁不种桑麻之家,就必须向国家额外交纳“里布”;某家有田不耕种,任其荒废,就要向国家额外交纳“屋粟”;某家如有劳动力而任其游手好闲,就要向国家额外交纳赋税或服徭役。《周礼》设计的国家治理思想倾向于干涉主义,但与先秦法家的干涉主义思想又有明显不同,除主张采用行政、法律手段外,也重视通过经济手段,如赋税等财政性政策工具对国家进行治理。

  秦国的商鞅也很懂得利用税收性政策工具来推行他的富国强兵国策。他以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手段,引导民众从事农战,其鼓励限制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利用国家租税政策使民众积极从事农业。商鞅主张对农业税征收实物并实行较轻的税率,以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其二,商鞅主张对游手好闲之人征收重税,迫使他们务农。他认为对游手好闲之人征收重税,使他们缺乏粮食,就会迫使他们从事农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农田就被开垦的越来越多,农业也就发展了。其三,商鞅还用加重商人赋税、徭役的办法来抑制商人。他认为,关市征税高了,经商无利可图,农民就不会弃农经商,商人也对经营商业产生怀疑,那从事农业的人就多了,农田必定会开垦得越来越多。商鞅还主张对出售酒、肉征收重税,借此来打击酒、肉商人,并使农民因酒、肉价格高而少饮酒作乐,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农业生产。

  《管子·国蓄》反对政府向民众征收太多的赋税,除担心遭到民众的反对外,更考虑到过多赋税会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例如:征收屋税会使人们毁坏房屋;征六畜税会使人们屠杀六畜,不再饲养;征田亩税会使人们不肯耕种,更不用说开垦荒地;征收人头税会使人们隐瞒人口;征收户口税会使穷人依附于大户。

  藏富于民,安定社会

  《老子》一书没有正面提出薄税敛的主张,但从老子对厚敛进行的猛烈抨击,斥责当政者如同大盗可以看出,他是反对厚敛而主张薄税敛的。他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众遭受饥饿,是因为政府征收粮食税太多的缘故。

  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想,已较为明确地指出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把富民和富国家联系起来。孔子认为,当时妨碍民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的赋税负担过重,因此他提出“薄赋敛则民富”,反对重税,在税率方面坚持“彻”法,十分取一。孔子的薄赋敛思想对减轻农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国家和谐安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容置疑的“圣训”,是历代王朝施行仁政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政策措施。

  孟子薄赋思想的原则是“取于民有制”,就是国家的赋税征收必须有明确的规定,不能由统治者任意而为。孟子遵循孔子的主张,认为什一税制最为适中。他既不赞成重于什一之税,但也反对轻于什一之税。孟子在《孟子·告子下》篇中把轻于什一之税视为大貉、小貉之类少数民族的税制,这会使城郭、宫室、宗庙祭祀、政府机构等都因无经费开支而不存在了。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反之,如重于什一之税,那就像夏桀一样重敛百姓,使他们无法生存,揭竿而起。以后,儒家把什一税制思想奉为经典。

  荀子继承了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思想,主张藏富于民:“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基于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荀子同孔子、孟子一样,主张轻征农业税,不征关市商税,开放山林泽梁不收税,少征徭役。总之,薄税赋,放水养鱼,减轻农民的负担,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发展农业生产,让老百姓先富起来,繁荣社会经济,那国家就有充足的税源,不言而喻,国家肯定也会富起来。在征税的具体方法上,荀子则主张删繁就简,采取“宽饶简易”的办法,以减少征收活动对农业生产时间的影响。

  《管子》也主张薄税敛,认为如对人民征收重税,会造成两个方面负面影响。其一,《管子·治国》指出:人民赋税负担重,征税暴急无时,加上高利贷盘剥,造成农民的贫困。其二,《管子·权修》指出:赋敛厚,使“民力竭”,破坏农业生产,并且造成“下怨上”,加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威胁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国家税收必须“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管子》多处阐述“藏富于民”的思想,认为“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取民之所以要求要适度,是因为生产者被看作是税源,如果取民无度,将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中断,从而使税源枯竭。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管子·五辅》主张“薄税敛,毋苟于民”,体现了取民有度的财政收入原则。所谓薄征,实质上是要求税额不要超过纳税人可以容忍的限度。《管子》一书中多处提到减轻各种税率,虽然各种规定的税率不尽一致,但都主张轻征。如一种是主张“田租百取五”,另一种则主张“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

  韩非与先秦其他思想家一样,主张薄税敛。但是他的薄税敛的理由与别人则有所不同,认为农民辛辛苦苦耕作却要承担重税,而学士靠君主供养还能免税领取奖赏,这太不合理了,因此君主要求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说话抱怨,是做不到的。其实,韩非的这一理由是带有片面性的,学士从事治理国家、文化教育等是脑力劳动,并非无所事事白白靠君主供养。韩非薄税敛的另一理由是切中当时重赋敛的弊端,即一些奸邪之臣为了邀宠获赏,迎合君主奢靡玩乐之心,不惜用重敛的收入来满足其纵欲之需。他告诫君主要注意防范,因为这其实是使君主埋下祸殃。

  公平合理征税

  管仲主张:“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这里明确提出了国家征收贡赋不仅要考虑到土壤的肥瘠,而且还要考虑到被征地区离京都的远近,并且征收贡赋应不影响全国粮食、货物的流通,初步有了公平合理征税的思想。

  孔子反对鲁国执政季康子“用田赋”的政策,主张恢复“周公之籍”。他对国家赋税的征收在具体措施上有许多科学合理的想法:其一,国家征收赋税时,必须考虑到被征地区距离的远近、田地的肥瘠以及人丁的数量和年龄的老幼;其二,对于鳏寡孤疾,国家必须予以照顾,平时不征,有战争时才征;其三,征税按“井”为单位进行计算。

  《管子》在征收赋税中则主张按财富消费累进交纳不同数量的租税,即财富多、消费大者多交,财富少、消费小者少交。如《管子·山国轨》主张大户人家重葬和修建豪华住宅要加重征收租税,小户人家薄葬和盖普通住房租税则应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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