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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海洋贸易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鸿彝    2017-06-09 07:42:42

 

 

  中华海洋文化是一个繁复的文化体系,不仅仅是“望海为生”而已。到宋元时期,中华海洋文化走上了以海外贸易为主干的全新轨道,与沿线各国公平交易,和谐共赢。

  造船业与航海业高度发达

  造船业是航海业的先行产业。商船要装上大批量的货物去南洋贸易,非造出千吨级海舶是不行的。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据《梦粱录》记载,宋代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500—600人。其时,中国船可以通行于南洋和“西洋”(今印度洋),而大食商人从波斯湾出发东来时,则要在锡兰湾换成宋舶才行,那是要以高度发达的造船业与高度发达的航海术作保证的。

  宋人航海的优势在于:用上了罗盘针,可以在茫茫大洋上作经纬定向与定位;海轮用隔舱技术造成,舱壁用双层松木板料,一舱破损漏水,对邻舱无影响,可以持续远航;能够绘制“海图”,熟悉航线,还知道利用海洋信风与洋流往返。南宋赵汝适著《诸蕃志》中的海图,不仅标出了南海诸岛的位置,而且标出了南洋诸国的位置。

  沿海城市发达

  宋代海外贸易很有成效。其时,杭州、广州以“天城”“广府”的名义享誉海外,泉州在“刺桐”的名义下以“东方第一大港”蜚声西亚、北非与南欧。宋元时期,设有市舶司、市舶务或舶场的都会与商埠,像一串明珠,撒落在沿海一带,北起山东半岛的密州、青州,中经古长江口的扬州、江阴、苏州、上海、华亭、青浦到杭州湾的澉浦、杭州、宁波及温州,南到闽广一带的泉州、福州、漳州、潮州、广州等,每个城市和商埠,都有广袤的腹地为之提供丰饶的农副产品。它们奠定了沿海沿江城镇的规模,带动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的大发展。如景德镇的瓷器业高度发达,经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懂得从海外发现并有效组织优质原材料的供应。宋元造纸、印刷、制茶、丝织、瓷器等品位极高的“文化型产业”特别兴旺;规模经营与个体经营相结合,为劳动力的自由择业与自主兼业提供了可能。中外海陆交流也就空前深化了。宋元开始,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同步发展起来,大量中国商人在海外建立了自己的基地,特别是对南洋群岛的开发费尽了心血。这是中华文明特具之风采。

  宋高宗赵构说:海外贸易,获利颇丰,“岂不胜取于吾民”。

  海上法规的制定与施行

  世界最早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海外贸易法规”“航海安全法规”“侨民管理法规”,均诞生于宋元时期的中国。

  宋建国之初,朝廷就设置了“提举市舶司”,专“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976),又在京师设有榷易院(署),专管对外贸易,后又相继在广州、杭州、明州(宁波)、泉州设立市舶司,史称“三路市舶”。元丰年间(1078—1085),宋政府又颁发了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专项外贸法规《市舶法》,即进出口贸易法规。它规定榷易院与市舶司责在招徕外商,发展外贸。其“榷易”的基本办法是:外商船舶进入口岸后,停在海上,由宋朝廷派市舶官员登舶查验货品,按一定比例抽取实物,以“贡品”的名义由番商运交宋政府,这其实就是国家的“进口税”;来华的外商头领要拜会地方当局,一般还安排朝见皇帝,皇帝要给商团大量“恩赐”,其价值往往大大超过其所“进贡”,为的是让外商觉得有利可图,经常来华贸易,换句话说,“进贡”原是一种有偿的交换方式,中国皇帝有“面子”,来华商贩得“里子”。抽取“贡品”之后,凡属国家统购包销的“禁榷物资”,由市舶司出钱购买,不超过全数的30%;其余商品称“博易物资”,由中外商人按市价自行买卖,也可由番商自行运销内地。这成了宋元明清海外贸易的一个特色。元代干脆废除了禁榷制度,只抽解其货物的1/10到1/15作“进口税”,其余商品一概自由经营。现在有人用“朝贡贸易”来概称中国古代政府主持的外贸,这显然是不准确的,“朝贡”从来不是外贸的主体内容,只是收取“进口税”的一道必要手续;而且收的比例很“透明”,返还的利润更大。

  南宋后期,任命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主持海外贸易30余年。蒲寿庚是北非商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欧洲人的后代),精通海上贸易,积资过亿。元军攻灭南宋后,继续任命他主管东南海外贸易,制定了《大元市舶司刑法》,健全了外贸管理体制,完善了外贸管理法规。这样,中外海上交往,就不仅未因宋元易代而有所中断或有所挫折,相反,却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宋元涉外管理中的公正双赢原则

  宋元涉外管理,是在开放心态主导下进行的。唐宋时称外国人聚居地为“蕃坊”,不仅长安、洛阳、开封有之,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扬州、青州等地均有。住在蕃坊的人,保持着本国的习俗与信仰。在这里中国人与外国人发生纠纷,依中国法律审理;外国人之间的诉讼,触犯刑律者按中国法律惩处。蕃坊内的一般民事纠纷,依本国习俗处理。中国政府尊重外商合法收入;外商曾主动请求捐款修建广州城,宋政府也没有同意,生恐由此滋生贪腐。中国政府尊重外侨的习俗与宗教文化;泉州就建有清真寺等,各地蕃坊还建置“蕃学”,是专门的外籍学校。外商多富豪,车马舆服与宅舍极为奢华逾制,但宋政府并不干涉,但在中国政府任职者必需穿中国官服。

  为保护外商权益,首先是立法。北宋元符二年(1099)订立了关于海上贸易防守、盗纵、诈冒断罪法;规定外商船舶遇险时必须救助,并规定了救助办法,如商船为风浪所损,甚而船主失踪,官府也应进行抢救,并登录全部物品,允许其亲属取回。其合法利润,由其自由支配,子孙继承。对贪冒行贿、走私漏税(当时称漏舶)等情,宋政府加强了打击措施,撤办那些“罔顾宪章,苟徇货财,潜通交易”的官吏,用重法处置收买番商杂货与违禁货物的一切涉外官员,并特别规定外商如遇贪冒官员,可越级申诉,一经查实,即行“计赃坐罪”。

  元政府明文申禁市舶官员,禁止私托外商购买进口物资;也不允许市舶官员故意压价自行折卖,或借查验之机接受“呈样”(其实是贿赂);规定中外商舶一律凭“公据”“公凭”进出港口,从事商贸。无证贸易,“告捕治罪,货物没官”。为了防止海盗,商舶出洋可带自卫性武器刀剑弓箭与铜锣,但一抵口岸,则需交给市舶司代管。商旅在内地经营,则将货品一一登录交柜,由所投宿旅馆代为保管与出纳,至期交验结账就行,免去了人地生疏之困扰,且十分安全可靠。

  可以说,在9—13世纪中外大交流中,东亚、西亚、中亚、南亚以至南洋、西洋,实现了文化上的声息相通,精神互补,物流交汇,亚洲文化的高品位得到了有力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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