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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谋略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用人史话(上)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家兴    2017-06-09 07:44:10

   在历代雄主中,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最善于用人的一位。在他任上,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大批当世闻名、后世流芳的贤人。唐朝能够迅速从隋末的战乱中恢复,开创贞观之治、大唐盛世,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用人谋略是分不开的。

  所谓用人,当然不只是知人,也不只在量才录用,更体现在用其言、显其能。对于贤能来说,不仅是居上位者能尊重他,更希望用其能以治事,否则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岂非有“闲愁最苦”之叹?在这个意义上,唐太宗的用人谋略更值得后世深思。同时,又因其时已由乱转治,其承平时期在用人内涵上的开拓,更有划时代价值。

  延四方文学之士

  从617年于太原起兵,不到半年即攻入长安,到618年农历五月李渊即皇帝位,隋朝其亡也忽,唐朝其兴也勃。李世民攻城略地,功勋卓著,于621年被唐高祖任命为天策上将。这时的李世民,因为国家逐渐平定,便在宫殿西侧设馆,“延四方文学之士”,任命秦王府属18人兼任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其中就有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等贤达。士大夫能够成为文学馆学士人选,当时人就称为“登瀛洲”,意谓一步成仙。李世民未登大位即如此重视人才,由此可见一斑。

  李世民功名日盛,而太子李建成喜酒色,齐王李元吉多过失,高祖有意让李世民取代李建成,于是冲突不可避免。一番争斗诋毁不可尽书,最终使李渊对李世民疏远猜疑,李世民也喝了李建成的毒酒差点没命,以致水火不容,“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李建成的策略开始升级,把秦王府的人才全部排挤掉,拉拢尉迟敬德不成便欲杀之,诬陷程知节(即程咬金),如程所言“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最后把房玄龄、杜如晦都诬陷斥逐了。李建成拿李世民的人才下手,致其无人可用而成孤家寡人,可谓切中要害。

  关键时刻,于626年,李世民伏兵玄武门,杀李建成、李元吉。于是唐高祖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一应国事,全由李世民处理,再听奏报。于是,李世民开始起用一批贤能。其中就有原太子李建成的洗马魏征。李世民能用魏征,显其雄主大肚量处,也从此开始了魏征在大唐盛世的重要出演。

  不久魏征即干了一件见品行的事。朝廷派他安抚山东,任凭他见机行事。结果他私自放了原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并说自己“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李世民闻之甚喜。这一年八月,李渊把皇位传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从此,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开创大唐盛世。

  大公无私才能天下归心

  626年9月,李世民开始封赏功臣。和其他朝代一样,这种封赏往往都会争论不休,如何平息争论,令众人皆服,最见雄主智慧。当时,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而秦王府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嗟怨“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齐府人之后”,这些人和淮安王、壶叔一样,都是典型的“家天下”思维。唐太宗当时即予以驳斥:“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这段话连续三个反问,有破有立,先立后破,酣畅淋漓地批评了那些瞎议论乱埋怨者。其所立者,千载以下仍灼灼其华,令人警醒:大公无私才能天下归心;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设官定职都是为百姓,理应择贤而用决不可为私。

  如何考察用人?太宗的做法很独特,把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这“名于屏风,坐卧观之”,表明太宗把人才放在心中、把用人放在首位。我们今天强调县委书记的极端重要性,当时的太宗则说:“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真可谓古今一理。当时,太宗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报上他们的姓名。太宗治政,确能抓其关键。

  进入629年,太宗便任命房玄龄、杜如晦为左右仆射,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三位贤臣被放在了关键岗位上,并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这是为他们减轻俗务负担,而一心抓大事,求贤能。房玄龄与杜如晦“引拔士类”皆不遗余力,可以说为大唐发现任用了一批人才。

  不独私故人

  当时,房玄龄、王珪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处。太宗便命侯君集重加推勘。照理这都很在理,但真要这么做了,又会有什么后果?幸好魏征看出其中端倪,便劝谏道:房、王都是老臣,素以忠直为陛下信任,所考核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如果找到失当处,那就不可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

  魏征着眼的是大局与后果而非具体是非。毕竟,贸然行之,首先就是隐含着一种不信任,其次发现有一二个人失当,则等于把失当放大而掩其绝大部分得当,也是一种不公平。魏征接着分析权万纪的动机,说他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最后,太宗便放下此事不再过问。总的来看,太宗重加推勘有点矫枉过正,但完全不察也有失公平。

  这一年,太宗还差点干了一件徇私情的事,还好又是魏征及时劝阻。当时,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免职,上表陈情说是秦王府僚。太宗怜惜他,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征和太宗的一番话,更振聋发聩。

  魏征说,秦王府的旧僚属居朝廷内外官的很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采纳了魏征的意见,说的话也发人深省:“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于是赐帛打发他走了。由此想起毛泽东同志曾为自己定下的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把亲旧看得重,更把公与私分得清,这才是居上位者应有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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