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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存丹心 悲歌慨以慷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徐问笑    2015-12-28 09:17:49

  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灾难深重、倍受欺侮之惨痛史,对于其时之国人而言,国之主权被践踏,国之领土被侵占,生灵之遭受涂炭又岂可避免?偌大一个中国,竟落得个时时挨打、处处可欺之境地,实在悲哀。然此一切,皆因落后所致,而清王朝晚期政治腐朽、闭关锁国实乃其中之大咎也。虽朝中亦不乏远见卓识之辈,如满族亲王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臣,皆具有强烈之危机意识,也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念,掀起一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奈何腐朽之制度不变,兼之改革范围甚小,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甲午战争之惨败,除了将士壮烈殉国之精神可歌可泣外,却最终以中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结束。且以我中华民族之大不幸,成全了日本帝国之进一步强大。此也是四十年后,日本以一区区岛国,不但启动了全面侵华之计划,且在东南亚亦能称霸数十年之伏笔所在。

  正是在“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人士,出于富国强兵的考虑,想通过决心锐意改革的光绪帝,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改革,且大力倡导科学文化。然而,变法运动却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之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与抵制,推行仅103天便遭到无情镇压,史称“戊戌政变”。变法失败后,除康、梁逃亡他国外,谭嗣同等六人皆惨遭杀害,光绪帝也被幽禁至死,实堪可悲。但是谭嗣同本有机会逃脱,孰料他竟心存“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之信念,固愿流血自其身开始,而不惜引颈就戮,壮烈就义。百余年匆匆而过,烈士骸骨亦已成灰,然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及“悲歌慨以慷”之精神却永载青史。

  变法者,在今日亦称改革家,他们都是国之栋梁、世之英杰。但纵观中国历史,改革者之命运,却多以悲惨下场以告终。概因改革虽功在社稷,但须行非常之手段,故易致天下之所怨,守旧贵族(即昔日既得利益者)更是恨之如仇雠。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故以匹夫匹妇之贪鄙浅见,又焉能体察改革者的拳拳谋国之忠乎。蓬雀一跃,不过数丈之高,而鲲鹏不展翅则已,展则九万里之一息,其可比肩乎?

  管仲字夷吾,史称“华夏第一相”,《史记·管晏列传》有云:“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任齐相之后,主持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组织军事编制、建立人才选拔制度,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也因这些举措,始得以奠定齐之霸主地位。而《管子》一书,则是集其治国理念之大成者,书中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诚可谓一语道破真机:物质基础实乃精神文明之前提。可见古今虽有不同,但道理相通。

  且管仲之成功,于后世之人而言,亦有重大之示范性意义。故其后两千多年来,虽江山代有人才出,但有大抱负、大手段之人,犹是以效管仲,为平生之最大志向。公孙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张居正亦如是。然此三君者,虽有管仲之才,却无有管仲之幸甚,殊为可惜。

  世人皆知秦乃战国末期最大之赢家,始皇帝“横扫天下、统一六国”之武力,世所仰服。然秦之强盛,诚非一朝一夕之功,须知孝公之前,秦之国力甚贫弱,亦曾一度受制于魏。秦孝公继位以来,既存有称霸之心,且素知己身之实力不济,又焉能不求贤士以补不足。于是,卫人公孙鞅即应孝公之“求贤令”而来。公孙鞅者,后因其封地于商,故亦称商鞅。

  变法初始,商鞅为取信于民,曾以五十金募人徙木,而后民始信其法不欺也。故王安石赞他“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但商鞅之变法,真正之阻力却非来自平民,而是来自于旧派贵族,为使变法得以贯彻施行,他在太子犯法之后,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终未肯轻饶。因太子乃嗣君,不可上刑,于是他对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二人皆处以刑。此一举而使得秦人无有再敢违令者,行之十年,秦人皆敬服,再十年,秦国始强盛。

  秦之强盛,虽功在商鞅变法,但孝公薨后,商君竟连苟活尚不可得,身死人手后,犹未免于车裂之刑,可谓惨烈至极。后世有人说商君苛于法,故失民之心,亦失君之心。然于变法之时,阻碍重重,不行非常手段,又岂能达到法令必行之效果焉?

  作为历史上唯一主张“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王朝,大宋朝既是最令读书人向往的朝代,也是最令读书人惋惜的朝代。宋仁宗时期,名臣范仲淹曾推动过一次名为 “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可惜历时仅一年有余,便告失败。其后数年,王安石通过向仁宗皇帝进万言书,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可惜仁宗犹未曾采纳。又数年,久有改革之决心的宋神宗继位,面对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尤其是冗官、冗兵,以及冗费等一系列问题,他决定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王安石本人亦踌躇满志,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随后,王安石推行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一系列新法。然而,新法之实行,却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之保守派的强烈抵制。以王安石为代表之变法派一度失势,其本人亦遭罢黜,后虽有短暂起复,然犹未能成事。司马光是一代名臣,且早期曾为王安石之友,殊难料,二人本是政见不同,最后却发展为意气之争。新法不管是否有成效者,他竟是一概废除,此诚令人叹惜也。虽然,行大功者不谋于众,王安石之性格虽有偏执之处,然其一心为公,变革主张却是大有可取之处。而其身后数百年,犹蒙天下所垢,为世人所不谅,此诚不公。以管仲之贤,犹是小节有欠,然鲍叔牙却知其可奏大功,故荐其为相。而世人既知管仲之能,又焉能不知鲍叔牙“伯乐”之高义?“管鲍之交”世人皆慕,然“管仲”之常有,“鲍叔牙”又复何在?王荆公之悲,唯此而已矣。

  再看明臣张居正,辅佐少年皇帝之竭诚,可谓既臣亦师。更因其“通识时变,勇于任事”,以一人之力,而“扭转衰局,振兴危国”,故后世亦赞其为“大明之脊梁”。然功高震主者往往身危,而张居正之危,非在生前,乃为身后也。

  万历帝初政之时,尚是十岁稚龄,其时,明王朝正面临国库空虚、用度匮乏,流民四散、草泽祸起之困境,且更有北方鞑靼屡屡来犯。张居正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治国之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万历九年,张居正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此则为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改革。

  张居正掌政十年,国库终不复空虚,存银达四百余万两;而太仓之存粮,亦足十年之需矣。万历十年,他却因劳瘁过度而亡,其功绩可谓盖世矣。然其过世仅一年有余,万历帝即令抄其家,并锢其家门,困其家眷于空室多日,竟致子女十数人活活饿死,八旬老母惶惧哭泣,长子自缢身亡,惨痛至极。然万历帝仍然余恨未释,竟言张居正之罪本当“剖棺戮尸”,后虽未实施,但张居正身后之凄凉若斯,此诚令后人痛惜难已。

  然而,今人纵是意难平,奈何只能观史兴叹。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之变法,诚可谓风云为之变色。而历史之辉煌,正是因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以及历史上许许多多“弃家忘躯,以殉国家”的改革者们,以己身之鲜血浇灌而成,悲壮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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