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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皇开边意未已”
——汉武帝武功之盛的思考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曲柄睿    2018-04-25 07:52:24

  古来提及帝王武功之盛,而国力强大的,莫不会想到汉武帝。

  素有“诗史”之称的杜甫,在他著名的《兵车行》中写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借汉武帝讽唐玄宗,表达了对长期征战、烦扰百姓的批评态度。杜甫在《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之一提到,“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却是以期待的态度渴望汉武帝那样的君主了。诗人态度的反复与矛盾,指示了汉武帝武功之盛的复杂性。其成败之间,自有值得后人追索处。

  汉武帝伐匈奴

  汉文帝、景帝两朝注重与民休息,至汉武帝时,国力达到空前强盛。《史记·平准书》记载:“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武帝乘此强大国力,欲成就古来帝王都未达到的功业。北逐匈奴、南并南越、东征朝鲜、西通西域,开辟国土,威震四海。民国时期夏曾佑完成的《中国古代史》将汉代视作中古极盛之时,指出“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此论已经成为了今日的共识。

  四境征伐中,耗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汉匈之争了。

  匈奴是活跃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族。秦灭亡之时,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日渐强大,史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横绝中国北部边疆。汉高祖统一天下,欲与匈奴争锋,中计被围于白登,此后不得不通过和亲交换取得与匈奴的和平。此后高后、惠帝、文帝、景帝各朝,均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实是由于国力不足,且不欲重烦百姓之故。

  汉武帝少年即位,意气很盛。他以《公羊传》赞成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为依据,将高祖以下困于匈奴的历史当作世仇,企图一雪前耻。

  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策划了在马邑围歼匈奴主力的方案。匈奴单于率主力十万南下,至马邑外百余里发现有诈北还。此役汉军无功而返。

  此后汉武帝任命卫青、李广、公孙贺等人为将,数次北伐匈奴,沉重打击了匈奴的有生力量。特别是每次出征汉军都俘获了匈奴大量人口、畜产,有力地破坏了匈奴的经济生活。其中战略层面的大战,主要有三次。

  元朔二年春(前127),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此役最大意义在于收复河南地。河南地是古黄河河道与秦昭襄王长城之间的地域。本为秦将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得之地,后失于匈奴。卫青此役重得河南地,取得对匈奴作战的地利优势。汉于此设立朔方、五原郡,形成对匈奴作战的前沿。

  元狩二年(前121),为沟通汉廷与西域之间的联系,打通河西走廊,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与河西匈奴决战,收降匈奴浑邪王部数万余众,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后于此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此役收到了“断匈奴右臂”的效果。匈奴人作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足见此役对匈奴打击之大。

  经此二役,匈奴势力急转直下。汉武帝决定发动对匈奴的战略决战。元狩四年(前119),卫青率五万骑出定襄,霍去病率五万骑出代郡,追随他们的步兵及负责后勤人员有数十万之众。卫青、霍去病两部直驱漠北,寻找单于主力决战。单于部队与卫青遭遇,战败向西北逃遁。霍去病歼灭左贤王部精锐,后于狼居胥山刻石记功,此役之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武帝征匈奴的战略目标完全实现。

  从“李广难封”看汉武用将

  汉武帝征伐匈奴,之所以取得盛大功业,有多种因素支撑。如国力盛大、士民选练等等,其中可以进一步申明的是汉武帝用将不拘常格。

  李广和程不识同为汉武帝时名将戍边,统兵风格大相径庭。每出击时,李广“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是一种比较散漫的风格。程不识则“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是一种较为严谨的风格。当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也“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比较而言,似程不识不如李广善为将。

  既然如此,王勃感怀“李广难封”,确乎可以成为武帝不识人而士不逢时的千古定论了。

  不过如果考虑到对匈奴作战的具体情况,似乎又不能作此理解。自汉立国以来,边境上与匈奴的战术多为防守反击式。匈奴入境,汉军追袭,双方各有死伤,而互不能为制。李广自汉景帝时期,屡任边将,对这套战术模式非常熟悉,甚为时人赏识,至有典属国公孙昆邪评价他“天下无双”。而且李广在战斗中常率小部队执行侦察任务,约以百骑为限。凭借过硬的骑射本领,他往往能脱身而返。但身为将军统帅,李广却不善于指挥大部队作战。李广为将军出雁门,一度被匈奴生擒,恐怕与他冒险进军有关。后来李广指挥大部队作战,也多以失败告终。

  李广的见识和技能,作为基层指挥官,绰绰有余;而作为高级指挥官,每每捉襟见肘。《孙子兵法》上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轻易的态度对待战争,战争将回以猛烈的痛击。李广被人赏识的,终究是他的英雄气概和战斗技能,而非统帅才华和指挥才能。

  这时,就愈加看出汉武帝用将的英明之处了。

  汉武帝一改过去面对匈奴时防守反击的战术,实行用骑兵追击合围的战术。为此,就要培养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就要选择一批适应既有战术能力又有战略眼光的将领。他倚重的是新成长起来的卫青与霍去病。

  卫青是武帝卫皇后之弟,因女宠与汉武帝亲近贵幸。但他并非是个凭裙带关系求取富贵的浮浪子弟,很快成长为汉军的主要将领,担负起攻击匈奴的主要任务。卫青的战术特点就是擅长骑兵大兵团作战,他常率领万人以上骑兵军团,长驱匈奴腹地,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也在战争中崭露头角。与他的舅舅一样,霍去病更擅长远距离奔袭。如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将万骑,转战千余里,大破匈奴折兰王等部。《史记》称霍去病“敢深入”,不只是对他勇敢精神的肯定,也透露出汉军作战思想的变化。正因为卫青、霍去病等一批“敢深入”将领的大量涌现,汉军的战果才日渐辉煌。

  赵翼《廿二史札记》肯定汉武帝用将,不计流品,“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可谓自出机杼的言论了。

  汉武帝选人不计较出身。如与张骞同出使西域者数辈,多为轻险不轨之人。究其原因,就是汉武帝看到此行前途未卜、凶险莫测,必用“妄言无行”之徒,方能成功,所以才“募吏民无问所从来”。

  将军出征,或有沿途贪墨军资财货者,如李广利;或有迷途失机者,如张骞、赵食其;或有折损士卒者,如李广、公孙敖,汉武帝均不拘以文法,使立功自新。诚所谓“使功不如使过”,如此则将士用命,无不奋力。

  深陈既往之悔

  虽然对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但汉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汉书·西域传》中班固指出,汉武帝连年征战,使“民力屈,财用竭”,遇到灾异,则“寇盗并起,道路不通”。《五行志》说“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食货志》说,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后来“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可见,汉武帝后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已经很严重了。

  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宣布:“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同年,以田千秋为宰相,封富民侯。田千秋数月间由小吏而至宰相,在汉代是从未有过的。汉武此举,更表现了自己改弦更张的态度。

  此后,一直主持汉财政工作的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议武帝于西域轮台地区设置屯田,此举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采纳。《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深陈既往之悔”。诏书最后,他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此汉武帝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代,终止了对外出击的国策。

  后代史家每每将汉武帝与秦始皇、隋炀帝并举,批评他们空耗民力。《贞观政要》记载房玄龄说:“昔者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总评是:“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这些批评,无疑很有说服力。

  王夫之于《读通鉴论》中指出,武帝虽劳民其过,“而其救饥民也为得”,能“乘其时而为民利”,也观察到了汉武帝政策中内在的积极因素。不过汉武帝晚年能够完成政策由武向文的转向,也被看作汉能避免重蹈秦亡覆辙的原因。

  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一文中指出:“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秦亡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此基础上,田先生更提示: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图往往无法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定。“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祯罪己,此旨可谓酷切,但是既非其时,又无其方,不足阻闯王的锋锐。”这样富有见解的思考,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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