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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及其启示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司徒伟智    2015-11-11 11:02:43

 大抵名满天下的领袖人物谢世,在引发的热议中,有一条不会漏掉——其业绩所从何来,支撑其成就的系何种治理之道?好在,至少就这一条,李光耀争议不大。他的自画像叫做“实用主义”,论者也普遍认同其“实用主义”。
  当然,再深究,则不必。实用主义作为哲学大宗,流派纷纭,名目繁多。但管他詹姆斯、杜威、刘易斯,李光耀不会去选边站。如果想给他划定师门,认祖归宗,只怕“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李光耀志不在此,他是政治家。无非顾名思义,从最朴素的角度、用最易被公众理解的话语,推出“实用主义”以标示治国理念罢了。倘使换个提法,尽可代之以“务实主义”“实效主义”等等,我想李氏也必颔首笑纳。
  要之,凡事要从实际而非概念出发,一如汉代陆贾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买鞋首在合脚,而非牌子;实效大于概念,不务虚名:如此而已。

对英语工具性的考虑
  生活在多种族多语言并存的社会,李光耀特别重视语言。富裕家庭自幼教给他的是英语和马来语、爪哇语。留学剑桥,更让他讲一口非常标准的不列颠英语。但是,身处1955年的新加坡,面对占人口多数的华语族群,他很快认准“要赢得选票,女皇英语的帮助不大”,把华语说好才重要。因为数量对比非常明显,“说英语的虽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但是选票有限。竞选人必须在街头,站在卡车上,利用扬声器举行群众大会”。
  为赢选票,猛补华语,立竿见影,终上大位。他的选择及变换,就是这般实用。
  这一回变换没挨骂,因为只涉及个人。下一回,狂风暴雨降临了,因为他经由政府推出的竟是普遍语言变换。不是少数学子考“托福”“GRE”,而是令举国之众学会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况且是在一个新独立的前殖民地。上层精英的政治质疑势难平息(如《南洋商报》社论直指政府为“数典忘祖的二毛子”),下层民众因学习艰窘从而引发的反感更汹汹然。
  但是他自有道理,道理仍在于实用:资源贫乏的弹丸小国,“独立之初,如何存活?这是200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明白单靠母语,无论是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是没有办法谋生的。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加强学习英语,才有好日子过”。他在取名“我一生的挑战”的回忆录中解释道。果真,随着一批批精通英语、谙熟规则,跟欧美商户直接对话的学子上岗,新加坡外贸竞争力骤增,港口变得热闹了,“门泊东吴万里船”,新加坡成为亚太最大转口港,经济风生水起,百姓荷包日丰。
  没有什么是命定不可改易。不管多少人骂、骂得多难听,毕竟实践效果是检验政策的唯一标准。从50年代贫穷渔村,到90年代被世界经合组织宣布升级为发达国家,说明了一切。

对华语建构东方价值作用的考虑
  李光耀的目标,绝非单一英语教育。
  新加坡推出双语教育,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由于华族占多,母语主要即指华语。愈到后来,李光耀愈强调母语万万不可忽视。只因为,语言是思想文化之载体。华语背后耸立着孔孟为代表的宏富深厚的儒家传统道德文化,或曰东方价值体系。
  不是要推广英语、面向欧美吗,怎么又捧出东方老古董?着洋装操洋话,却进文庙叩拜大成至圣先师,不搭配啊。这下轮到新派人物叹气了。李光耀的立场仍然是:何须惊讶,但求实用。古老不等于陈腐,新的未必都好;新的老的,要取长补短。李光耀对于某些不尊师长不孝父母的舶来时尚一向嗤之以鼻。是要学习西方的,但力戒东施效颦。他以孩子留学剑桥为例阐明:“我就是我。我是来学你们的科学,学你们的工艺,学你们怎样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我并不是来学留长头发,学穿肮脏的牛仔裤,学赤着脚走路,还有学穿那些印有古古怪怪口号的汗衫的。这些东西跟你们在太空上的成就是毫无联系的。”界限分明,取向清晰,理性的学习从来是择取而非照搬。
  行为的放任,其实折射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化。物质丰裕了,个人自由度大了,社会前进了,但是可惜,很多地方进步的代价是精神滑坡、道德失守。李光耀痛感:“我们为了谋生而采用英文,也面对着被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所渗透的极大危险。”危险何在?他一语中的:“步西方国家后尘,安逸放纵,失去目标。”“从前多数新加坡人接受华校教育,‘大我’比‘小我’来得重要,进入80年代,全国是英校,在英校教育下,学生受到个人主义的广泛影响,这是很危险的。”个人主义盛行,集体主义式微,此长彼消,从学校浸润社会,损及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公众的幸福指数降低。
  李氏主张的双语教育,旨在“实现工具语言与文化语言的兼顾”。他力倡与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传统,就是借传统道德文化之富藏,济后辈道德失落之贫困。他又不止于孔孟之道。举凡各种主义中对世道人心、社会发展有益的成分,他统统拿来,有如学者所言: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本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的原则、民族主义的精神……兼收并蓄,因地制宜,适我所用,遂有被外界笑称“非驴非马非骡”的新加坡价值体系。
  为何价值体系非得单一地像驴、像马或像骡呢?“四不像”,即麋鹿,不也异常珍贵?这叫做“治世不一道”,关键看实效。你归你取笑,我管我收效。新加坡嗣后经济长足发展,且保持民风淳朴,秩序井然,举世称道,实渊源于此。看看采访过李氏的美国报人汤姆·普雷特笔下——新加坡马路上没有飞舞的废纸、抛弃的杂物,没有喧嚷的汽车喇叭声,也没有乞丐、流浪汉,咖啡厅桌下摸不到口香糖渣,女士可以在深夜上街,瘾君子不敢进公园骚扰……

从效果出发考虑欧美制度
  井然的秩序,得之于温柔教化,也来自严格管理。新加坡以“严”出名。先礼后兵,重典严罚是社会底线的保障。
  普雷特赞赏这种“严”。在细数新加坡秩序严整的积极效应后,他说:“如果你喜欢,尽管把这一切称呼为专制统治的‘恶果’吧。我却称之为‘正常’和‘卫生’,而我还希望更多。”但是与普雷特唱反调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也挺响亮,且绵延不绝。
  李光耀的回答干脆利落。给瘾君子强制戒毒,抓毒贩下狱以至处死,“国际大赦组织说我们在一千人之中有最高的死刑比例,但我们是最干净的社会,免受毒品的祸害”。这是比效果。严惩涉毒者,也严管老百姓。从携带口香糖到乱扔废弃物、随地吐痰、随便泊车、涂鸦建筑物、公共场所吸烟、不冲公厕都要被重罚。李氏公开表示“我经常被指责干预新加坡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这都是讲效果。
  他最受诟病的,还在于政治上约束殖民地独立后民众普遍享有的民主权利。仍是从效果出发,李光耀坦陈,不看好欧美民主制度能轻易在贫穷国家落地移植。殷鉴不远,就看上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和法国曾经为其殖民地制定过80多部宪法,这些宪法、制度、权力制约和平衡都没有什么问题”,何以到头来,许多新兴国家“结果爆发了骚乱、政变或革命,他们的国家失败了,政体也崩溃了”?结论就是:勿简单化地认为民主程度越高越好,唯适应本土人群的文化教养程度才叫做好。
  不是一人一票就叫民主了,万事大吉了。民主是权利,也蕴含责任。民主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亟待公众增长教养来推动。记得陈乐民论证过,能克服民族、种族、宗教、语言种种鸿沟而初步实现“欧洲统一”的伟大梦想,是欧洲民众具备高度文明素质的体现。文明,才能理性、包容,才有和衷共济。但是,欧盟岂随便模仿得了?没那等悠久的“故家遗俗,流风善政”,长期文明积淀,你的模仿势必沦于南桔北枳。李光耀无奈地说过,“如果国民是受过教育的、从小就很有教养,这样管制时就不必太严格”。可当初新加坡一穷二白,教养匮乏着呢,一个“严”字遂不得已而为之。

杜绝庸俗实用主义
  参观过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游客,会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大楼二层墙面读到一条英文语录:“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
  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并不妨碍彼此欣赏。李光耀多次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治国理念。邓小平则在改革开放前夕出访考察时,除美日两个当世经济超强,就选了袖珍国新加坡。在鲜明彻底的务实风格上,他俩的心是相通的。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思维自然也难免误判之处,包括对内和对外。比如他对于我国医改、房改等都提出过有益建议,但为便利中外交往“曾经建议一位中国领导人把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语言”,未免离谱了。举国推英语,于你则实用,于人或添乱,刻舟求剑哪行呢?成功中折射出认识论,还有方法论,也值得汲取。工作须求实效,但李氏同时告诫不可急于求成。比如在1965年就决定以英文为工作语言,但为防止付出太大的政治代价而不予立即推行,一直耐心等待了十四年。这是讲防急性病。还要防短期化。比如明知推出昂贵的拥车证和繁忙时段加税,一定会影响选情,但有利于降解公路拥堵就不怕骂。“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在你的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事情都是必要的,才会再一次投你的票。”这一来,就跟人们印象中似曾相识的只顾眼前、罔顾将来、瞻头忘尾、短期效应,甚至过河拆桥、饮鸩止渴的庸俗实用主义做派判然不同,完全划清了界限。
  面对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我们今天要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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