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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之得
——汉代察举制的启示(二)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毅    2017-02-27 07:50:19

  察举制施行数百年,汉代政治赖得其利,也多承其弊,得失互见,成败有自。首先看其利在何处。

  举贤任能,善治天下

  见诸史书的察举科目不下十余项,名类既多,涵盖亦广,举凡明德循礼、通经知兵,无不毕覆,依“才”“德”是举,颇有求达“野无遗贤”之意。较之前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裙带、军功制下的杀伐之劳,察举制的选才标准显然要宽泛包容得多。以多元灵活、相对公平的尺度抡才选士,使得禀赋不同、智识各异的人才入仕之途大为拓宽,这与汉代治世的出现,关联匪浅。

  对于汉代人才辈出的景象,《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里曾如此描述,武帝时,“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这种“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盛世光景,显然与选官制度的优化直接相关,其中察举制贡献良多。

  群贤毕至之日,自是国势昌明之时,由此也可见汉代邀集英才、共治天下的雄浑气魄。

  阶层流动,国家稳定

  察举科目众多,选才标准宽泛,但其核心却不出“德”“才”二字,这实则将血缘、门第、职业、地域等考量因素相对弱化了。如此则入仕门槛降低,“先天”桎梏松弛,各式人才均获得了可能的晋身之阶。

  就实际状况而言,确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形出现,最著者莫若公孙弘:“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四十多岁时方发愤求学,六十岁时举贤良,但因奏事不合武帝的意旨,遂告病归家,并未显达。至元光二年(公元前130年),再举文学之士,公孙弘此次竟因对策称旨而蒙武帝青睐,被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此后,仕运顺遂,十年之间,位至卿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少时海上牧猪,壮时命途偃蹇,至垂暮之年,却由一次察举奏对骤然得志,由寒微之末至显贵之极,这样的人生际遇,如无制度的设置畅达,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汉代察举,不仅“举士”,亦可“举官”,有无官职,均可被纳入举荐范围,因此微末小吏上升之路大开。汉代名臣多有从“察廉”一科起步,由下僚开始转迁,最后竟至大员者,不胜枚举。

  无论是由平民为官吏,还是从微吏至巨宦,都是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表现,这一通道的存在与顺达,在扩大统治基础的同时,也将竞争机制引入了国家治理结构当中,激发了官僚体系的活力,提升了运转与更新的效能。

  至于察举制对于实现阶层流动的效能,有论者表示,因由此途径实现阶层跃升的才士毕竟有限,其作用不可高估。但笔者以为,阶层流动的通道,宽窄固然重要,但有无更为关键,有了这样一种机制,给才俊之士以希望和期待,将会极大地缓解内在压力。殊不知,仅仅是“可能性”,也将起到社会润滑剂与稳定器的作用。

  价值导向,德治天下

  无论是前代的军功爵赏,还是后世的科举取士,实则都是以实际的才能功用为重要的乃至唯一的标准,而汉代察举却是“德”“才”兼顾,以德为先。这对于塑造整个社会的道德形态与行为规范,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与示范效应。

  两汉以“孝”治天下,除高皇帝刘邦与光武帝刘秀两位开国之君外,其他诸帝谥号前均着一“孝”字,如刘恒为孝文皇帝,刘彻为孝武皇帝等。汉代又是农业社会,农为邦本,因而对农事极为重视。这种重孝重农的观念倡导,反映在察举制中,便有“孝廉”“孝弟力田”之目。如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就是政府让官员荐举孝敬父祖、顺从兄长而又致力于农事之人,然后免除其劳役。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以如此高的官秩来加于其人,目的是“劝历天下,令各敦行务本”。通过奖掖行孝务农的典范,使得民众群以效仿,对于肃正民风乡序、稳固农事国本,意义自不待言。

  再如察举制有“明经”一科,要求通晓经学,风气所及,邹鲁一带就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之语。可见选官标准对于士林风向的引导、社会整体风貌的塑造有着何等效能。

  在倡导宏观价值观念的同时,汉代也以“技术性”的手段,将某些具体准则镶嵌入察举制的制度设计当中,使得官僚有所戒惧,减少弄权祸国的危害。如汉承秦律,对于权、责制定了硬性的关联条件。《史记·范雎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就是说,举人不当,举荐者要同受责罚。元帝时,富平侯张勃举荐陈汤为“茂才”。陈汤在等待授职的时候,父亲去世,却隐匿不奔丧。有人上奏陈汤品行有缺,结果是陈汤“下狱”,而张勃则以“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不过,即使是这样的重罚都未了结此事。没多久,张勃去世,“因赐谥曰缪侯”。谥号为对人一生行事之评价,可谓盖棺论定。然则何谓“缪”?《谥法》中明确写着:“名与实爽曰缪。言名美而实伤。”就是说名实不副,弄虚作假。就因为一次举荐有差池,贵为侯的张勃生前被削减食邑,死后仍不免被挞伐羞辱——在如此重处之下,官员们对于举荐之权的慎用,是可想而知的。

  由上可见,通过对察举宏旨与操作细则的设定,国家将“孝”、“廉”、重农务本、权责对等等理念在朝野广泛传播,以求成为官民思想行为的自我约束与内在准则,直至塑造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与意识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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