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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走完长征全程的记者第一人 ——追记罗开富的长征情结
来源:《新闻战线》 2017.02(上)    作者:张颂甲    2017-03-20 17:41:35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八十年来,或个人或团队,中外人士用各种交通形式践行长征者何止万千。

  在一年零三天时间内,按照红军当年的日程和行程,持续在崇山峻岭、雪山草地中行进,每天写一篇新闻报道发回报社,这是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后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

  的创举。在长征路上跋涉的时候,他受到当年亲历长征的13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和赞誉。结束后,又受到胡耀邦、王震、杨成武、张爱萍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罗开富,高高的个子,粗壮的身材,爽朗的性格,操着一口浙江音韵的普通话……浙江湖州市人。开始重走长征路那年,42岁。

  缘起

  1961年9月,罗开富成为铁道兵的一员,一直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修筑铁路,到过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许多地方,曾见过一些长征遗迹和红军伤病员,听到不少长征故事,也见过许多烈士墓。他见景生情,很想以后有机会重走长征路,并记录下来。

  1966年11月,他被调入铁道兵报社,参与报道北京第一条地铁的设计和修建。这期间,许多肩负地铁建设的老红军向他谈起几十年前动人心弦的长征故事,又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2年,被调入财贸报社成为云南记者站的站长,不久,他便萌生了亲历长征路的意愿。

  当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与此同时,中国财贸报全国记者会也在北京举行。会上,时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王磊宣布,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财贸报更名《经济日报》,于1983年元旦出版。就在这次会后,他提出要踏着革命先烈的足迹,亲历一次长征采访。

  壮行

  他写的请缨报告首先交到我手上。那时我是报社分管驻站记者的副总编辑。我和开富长谈了一次,深深为他的激情所感染。在报告上,我签署了以下意见:“壮哉开富,我举双手赞成开富的长征计划。但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思想准备。报社要全力支持他的壮举。请安岗总编辑批示。”安总一向支持报社同志的创新举动,他很快圈阅同意。

  随后,经过讨论,明确了此次重走长征路的三项任务:一是用新闻形式再现当年红军伟大的长征历程;二是填补历史上没有报纸对红军长征作系统真实报道的空白;三是给当下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新长征以启示。安岗总编辑提出,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到陕北的长征路线与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基本重叠,与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的四川、甘肃、宁夏、陕西等四省区路线也有所重叠,所以这次长征主要追寻一方面军的路线,尽量兼顾其他两个方面军长征的情况。

  红一方面军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跨过江西于都县开始,至次年10月19日走到陕北吴起镇结束。为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开富要在50年后即1984年10月16日迈步重走长征路,每天要写出电报稿发回报社,中间不能间断,直至第二年即1985年10月19日,即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的那天止。安岗特别叮嘱:发扬红军光荣传统,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也要尽量坚持,直到实在不行再换人。

  1984年10月17日,经济日报一版在显著位置刊发了开富于10月16日开始出发的消息,配发了我写的《为罗开富壮行》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从这一天起,开富迈步走上了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新长征。报社编辑部几乎全体动员,支持他圆满完成任务。

  那时,他每天要到各地电信局拍电报发稿,身上要带很多现金付电报费。我请财经部高永毅去交涉,请邮电总局通知各地电信局,凡罗开富拍发电报均由“收报人付费”,免去他付费的辛苦。途中,不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难免需要得到一些帮助,我用记者部名义发信给驻各地记者站,凡开富长征经历的省份,各站一定要给予必要的援手。又以报社名义,向赣、粤、湘、桂、黔、川、滇、甘、宁、陕等省委宣传部发函,商请沿途各县委宣传部给予罗开富援助。这些举措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沿途同志莫不给予开富各种帮助,有助于圆满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其时,经济日报社正值初创时期,暂时在人民日报王府井原址办公。安岗与我在同一办公室,办公桌上除普通电话机外,还有一部红机子(机要电话)可直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我想,开富初始长征,很多人不知道,报纸每天虽有报道,看报人毕竟有限,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如果请当年的老红军、老领导就此发表谈话,登在报纸上,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我和记者部主任庹震召集机动记者开会,请他们为此努力。大家个个摩拳擦掌,分别拿起红机子,和老首长们通话、汇报情况;得到首肯后,立即出动采访,写成稿件见报。在一段时间内,首长讲话与开富每天长征报道同时见诸报端,相得益彰,引起了轰动。

  我和老将军萧克联系后,即派机动记者郭晓前去采访。当天写成稿件:“罗开富在长征路上发回的报道,把老将军萧克的心又带回了战火纷飞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带到了万水千山的征途。红军长征时,萧克是六军团军团长,现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他欣然拿笔,写了‘重走长征路,激励新长征’的提词,转赠罗开富”(见1984年12月10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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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克老将军为罗开富题词。

  从1984年11月19日到1985年8月24日,经济日报先后发表了老红军老领导萧华、耿飚、聂荣臻、何正文、谢飞、萧克、朱镇中、杨尚昆、张爱萍、李卓然、童小鹏、李坚真、陈明义等13位领导同志的谈话,对罗开富表示嘉勉和赞许,叮咛他保重身体,历尽辛苦,完成创举。

  老领导的慰勉极大地鼓舞了长征路上罗开富的斗志,也引起了全国人民对罗开富长征的关心和重视,中央军委办公厅给报社发来慰问电,大量读者慰问函电寄到报社,他在沿途收到读者来信就有200多封。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加藤千洋打电话给我,了解罗开富长征情况,我介绍他到路上直接采访。经过庹震主任的“牵线搭桥”,他在遵义见到开富。1985年2月15日,《朝日新闻》在第三版用相当大的篇幅,刊登了加藤千洋写的长篇报道,题目是《向长征之路挑战——中国经济日报记者罗君》。罗开富徒步长征的壮举传播到海外。

  历程

  1984年10月16日傍晚,罗开富和向导邱勋志、谢登泉等一起跨过于都河走上长征路。第一天走下来,他脚上就已经磨起血泡,第二天更重,第三天下了祁录山在井前村写完稿才发现,脚上磨破的血泡和袜子粘连了,袜子脱不下来,只好把袜子剪下来,但粘在肉上的碎袜片还留在脚上。天亮前,祁录乡的乡长肖锡美找来医生给消毒伤口,用一个大口罩把脚包上,以减少摩擦的疼痛。

  红军经过的草地在川西北,下了仓德山就进入草地了。时隔多年,草地边缘已沙漠化了,但整个草地有8.2万多平方公里,比浙江省小一些,其中沼泽地占1/2。腹心地带是日干乔和多玛两大沼泽。自红军穿越后,他是第一个穿越草地的。

  进入草地才知确实危险。首先是变幻莫测的气候。一般早晨是5摄氏度左右,中午20摄氏度,出太阳就升到30多摄氏度,如果没有太阳,下了雨雪,很快降到0摄氏度。其次是沼泽地没办法走,全靠跳。这些沼泽原来也是一片草地,不知从何时开始,因千年流水的冲刷,草甸变成沼泽,仅留下了草根密集的泥墩。泥墩上长满齐膝深的青草,墩与墩之间距离不一,全凭自己估计:跳得过去就跳,没跳过去或跳不准就落入泥潭中。

  1985年8月10日,罗开富和向导等一行人在阿坝州委宣传部干部丹泊和红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阿塔尔带领下,带着电台、发报机、发电机、支天线的钢架、柴油、帐篷、米、面、油、盐、干牛粪等用品走进了草地。8月17日,10人全都陷进日干乔沼泽地的泥潭。大家把物品扛在肩上或顶在头上,小心翼翼不敢多动,动得不好,下沉就会更快。因为牦牛腿短,没陷太深,就被泥水呛了鼻孔,突然发起性子,乱挣、乱蹦起来。丹泊、阿布索两位都是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头,眼疾手快,把头顶的东西交给其他人后,趁势把一头正在发怒的牦牛从泥浆里往潭边推;其他人一起帮着往上抬,牦牛乘势大发牛劲,死命往潭外爬。尽管连连从泥坎上滑下来,弄得土块往下掉,但最后还是爬了上去。丹泊抓着牛尾巴,也被顺势扯了上去。阿塔尔从泥潭里找到一团粗绳子,甩给了丹泊。丹泊把绳子捆在牛后腰上,吆喝它往前拉;绳子的另一头绑着各种物品,由人托着,陆续被拉了上去;然后各人拉着绳子陆续脱险。

  在摆脱了泥潭的“灭顶”之险后,饥饿又威胁着大家的生命。所有的盐巴、面条、当柴火用的干牛粪都泡湿了。大家劈了床板和几截木头,用仅剩的几根腊肉骨头熬泡过水的面块吃。木板烧光了,剩下的羊肉就只好生吃。还到麦曲河里戳鱼,切块生吞。直到8月22日,班佑寨的巴尔登等两名藏族妇女送来两大筐干牛粪和一小包盐巴,还有一些酥油、糌巴等,罗开富一行才算解了困。

  据史料记载:在过草地时,饥饿的红军吞嚼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马鞍等,甚至在人粪、马粪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据统计,红军约有一万人没有从草地里走出来。

  罗开富通过亲身经历,深切感到红军当年所遇到的恶劣自然环境和千难万险困境都是超乎想象的。

  关心

  开富在长征路上的日日夜夜,经济日报社从总编辑到编辑记者的心无不牵挂着他。

  安岗不顾65岁高龄又体弱多病,5次亲去探望征人。1984年11月19日罗开富发回的电报稿写道:“……直到两人走近,才看清一位是本报记者部赵健,一位是本报广东记者站记者张绪森,他们是陪同安岗总编到长征路上看我来了。……走进县政府招待所,看到站在那里等我的安总时,我激动得只是喊了一声:‘安总,你好吗?’眼里闪着激动的泪水。安总也很激动,摸着我皮包骨头的胳膊和用纱布绑着的受伤左手说:‘开富,你瘦了,吃了不少苦吧,我们来看你了。’我说:比起红军前辈、新闻界前辈,我在路上吃的苦算不了什么,请放心,我要争取坚持到最后。”

  在开富进入雪山草地最艰苦阶段时,安总又带病亲赴海拔2800多米的松潘江关看望慰问征人。在开富胜利完成长征后,安总再赴陕北吴起镇,迎接征人归来。

  1985年2月19日,是甲子年的大年三十,中国人民都在假期,沉浸在阖家团圆欢乐吉祥的气氛中。这一天是家人辞去旧岁迎接乙丑新年的日子,这一天是千家万户准备佳肴美食、大快朵颐、觥筹交错的日子。可是,开富在哪里?他怎么度过这个年关?

  作为副总编辑的我放心不下,从早到晚不断用长途电话寻找开富的踪迹。

  那时没有微信、微博、移动电话,对外联系除电报外,唯有长途电话。直到晚上9点多钟,才找到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处古蔺县二郎滩黄金村的开富。由于地处大山深处,线路虽接通,我根本听不到开富的声音,开富也听不到我的声音。我深深感谢四川宜宾长途电话局的一号话务员(她不肯说出姓名),是她热心接转线路,在午夜一直帮助中转通话,我问、开富答,均通过她耐心的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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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半条被子”动人故事的报道刊于1984年。

  我迫不及待地连连发问:“开富,现在是除夕,终于找到你了,祝你春节好!你是在哪里过年啊?”“年前给鲁萍(妻)、菲菲(女)去信了吗?收到他们回信了吗?你想念她们,她们肯定更想你了!”“你现在身体怎样?”……开富一一作答。没有录音机,我快笔记录。当我问道:“今晚过得愉快吧!吃过年夜饭了吗?”开富答:“在五润饮老乡家吃的年夜饭,有川南名菜麻辣鸡、古蔺产的毛条牛肉干和腊肉片,还有青蒜炒肉丝;喝的是郎酒和古蔺头曲,吃得很丰盛,请领导放心。”我问:“你现在走的是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路线,当地是老区,见到当年和红军有联系的老人没有?”开富答:“见到啦,共6位,现年68岁的王彬如、71岁的罗维凯、60岁的邓智瑞等。他们谈起几十年前红军分盐巴给穷人的情景激动得直掉泪。他们托报社转达他们对党中央领导同志和老红军的问候!”我最后说:“千言万语,说不尽对你的牵挂和思念,再次代表全报社祝你春节愉快,身体健康!现在是22时了,还有什么事吗?”开富告诉我:“在长途路上,他看到杨尚昆、聂荣臻、张爱萍、谢飞、萧克、耿飚、杨成武、萧华、童小鹏、何正文等领导同志的谈话和批示,十分感谢领导对我的关心。领导同志嘱我向沿途给予红军支持帮助的群众表示感谢,我都办到了。”

  和开富通完话,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临近尾声,街上鞭炮声四起,我长出了一口气。此时正是北方的严寒天气,我一点没感到寒冷,相反,却感到无比轻松和暖和。(报道见1985年2月21日经济日报一版)

  感动

  罗开富在长征途中经历了最受感动的一件事。

  1984年11月7日中午,罗开富走到湖南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一进村,就注意到一位裹着小脚的老人不远不近地跟着他,想说什么。但因为采访的地点分散,直到下午3点多快离开时,才去找到她。

  这位老人名叫徐解秀,50年前的一个夜晚,3位红军女战士和她一起睡在厢房里,4个人盖着她床上的一块烂棉絮和一条女红军自带的被子。第二天(1934年11月7日)下午3点多,红军要开拔了,3位战士把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给她。她不忍心,也不敢要。3位战士对她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生活。

  在她们互相推让的时候,部队已开始翻山。徐解秀和丈夫朱兰芳送她们走过泥泞的田埂,到山边时,天快黑了。她不放心,想再送一程,因为是小脚,走路困难,丈夫就和她讲好,送红军翻山追上大部队后就回来。谁知丈夫再没有回来,跟3位女红军一样,从此没了音讯。

  徐阿婆一边擦泪,一边自语着:“那3个红军姑娘不来看我,他(指丈夫)为什么也不回家呢?那时我才34岁。说好的,送红军翻过山就回来,还要我烧好洗脚水等他啊。50年了,我不知烧了多少盆洗脚水,凉了又烧,烧了又凉,就是等不到人啊!是不在人世了?好心人该给我送个信,我好为他上炷香呀!”

  停了一会,老人说:“3个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一个还不到20岁,心也好。你们说,一条被子能剪下半条给穷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她们上山时,还在一步三回头地对我说,大嫂,天快黑了,你先回家吧,等胜利了,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说不定还送来垫的呢。现在我已有盖的了,只盼她们能来看看我就好。”

  开富踏着当年3位女红军的足迹翻山走到里田乡,点了几根蜡烛,带着起伏不平的心情,连夜写下了题为《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的报道。稿子见报后,他把报纸寄给了徐解秀的孙子朱和荣,也回了信。5年后,当他背着邓颖超大姐等多位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沙洲村时,老人3天前刚刚去世了。

  开富的报道发回报社时,由记者部汪洋处理,他认真编发了稿件,与此同时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取得联系,请求再度查找三位女红军的下落。最后没有得到确切答复,估计已经牺牲了。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引用了“半条被子”这一例证,说明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

  未了情

  罗开富的“长征”历经368个日日夜夜,写出365篇长征报道,最后集结成厚厚的两大本《红军长征追踪》,由张爱萍老将军题写书名,正式出版了。

  在第一次全程步行长征后,罗开富长征情未了,陆续在这条路上行走重访十多次,其中两次是全程。

  在他59岁那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他和经济日报社湖南记者站钟劲从北京出发,历时两个月,写下了革命圣地行19篇,其中13篇是在长征路上写的。

  67岁拿到退休证的第四天,他在热爱红军的志愿者祝贺的帮助下,从北京乘车到福建,然后从福建长汀县中复村出发,历时3个月,到达吴起镇。

  人们问开富为什么对长征如此钟情?开富说,行走在高山大川之间,昔日的硝烟早已散尽,长征精神却历久而弥新。长征,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是我们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红军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始终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2016年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主题展览时强调,“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我们一定会永远牢记。红军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集中展示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敢于胜利的革命风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始终激励党和人民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如开富所说,长征,永远在路上。今天,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长征路上,开富和全国人民一道,又满怀雄心壮志,踏上了壮丽的新征程。

  (作者系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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