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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文化之路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龙大轩    2017-01-18 07:48:29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鲜明地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西方倡导的“法治”,固然有其成功的经验,但移植到中国,必当有本土化的改造;盲目照搬,难免有削足适履之痛。中华文化绵延至今,法文化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对中华法文化传统的回归与转化,充分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将中国法律文化传承与中国法治现实要求有机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自信。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从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文化”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新道路。

 

  法文化之“文”,指人类社会在法律的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形成的种种积淀;法文化之“化”,则是将这样的积淀化育到法制建设、法律生活以至人的灵魂之中。中华文化从轴心时代一直延续至今,从未间断,这在世界所有轴心文明中绝无仅有。中华法文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当秉承这种恢宏的气势,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里面也包含了对中华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法文化走到今天,主要经历了四大阶段。

  礼乐文化:上古社会——夏商西周

  中国最早的法不叫“法”,而叫“礼”。“礼”在甲骨文中,下半部分是个高足盘;上半部分是“玉”。高足盘中盛放玉器,用来祭祀神灵。可见礼就是从原始人祭祀中产生的。到国家社会,演变为“夏礼”“殷礼”“周礼”,史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周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可知礼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礼的运行往往与乐相配,故合称“礼乐”,用以调整国家政治军事和个人言行举止。违反礼的行为,用刑来惩治,礼是行为规范,刑是制裁措施,这便是“出礼入刑”,二者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法律制度。严复在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时说:“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

  礼乐作为中国早期的法文化样态,主要特征就是道德和法律混同。《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可见当时的礼,涉及到法制、道德、教育、军事、祭祀等方面,是道德与法律混同的产物。

  法律文化:春秋战国——秦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传统的法律制度遭到全面破坏。各国诸侯纷纷进行法制改革,把以前的刑从礼当中剥离出来,进行专门立法。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国家的法典铸刻在彝器上,并向老百姓公布,史称“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进行了改革,赵鞅将刑书的文字刻在鼎上,公之于众,史称“铸刑鼎”。其他诸侯国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到战国时期,法制改革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公元前5世纪中叶,法家始祖李悝在搜集、整理各诸侯国公布的刑书、刑鼎的基础上,编纂了《法经》,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在《法经》的基础上,根据秦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改革,《唐六典》称:“商鞅传《法经》,改法为律。”改法为律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强调法律的稳定性,一旦制定,不能轻易改变;二是强调统一适用性,“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篇》)。中华法文化由此走向“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相较于“礼乐文化”,最大的变化就是道德与法律相分离。以前的礼,进入法的部分,就变成了法,用刑的手段来加以保障;没有进入法的部分,有人称作“法外遗礼”,不再用刑的手段来调整,而由社会舆论、良心自律来调整,遂演变成道德。道德和法律自此分离。

  秦国凭借“法”和“律”的治理,“繁法严刑而天下震”,迅速崛起并消灭六国,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专任刑法”“纯任法治”“弃礼任法”式的“以法治国”,只讲法律而不顾道德。法家韩非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可见,秦朝已经抛弃“礼乐文化”传统。

  礼法文化:汉——清

  历史进入汉朝,人们开始反思,抛弃传统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法律如果离开了道德的滋养,肯定会出问题。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从汉朝开始,统治者将以前被抛弃的礼逐渐引入到法当中来,史称“引礼入法”,开启了道德法律相结合的进程。魏晋南北朝,礼法结合得以进一步发展。到了唐朝,形成了“礼法合一”的格局,礼法传统得以定鼎。

  礼法文化的治理模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之治,而是三大体系综合为理。首先是礼典体系。汉初叔孙通尝试编纂礼典,未果。西晋出台了第一部礼典——《新礼》,后世称《晋礼》,唐朝《大唐开元礼》是其集大成者。此后,历代王朝皆依其模式编纂礼典,用以调整国家的军政大事和官民的言行举止。其次是律典体系。汉有《汉律》、唐有《唐律》、清有《清律》,律典的制定,需以礼的精神原则为指导,故《唐律疏议》是“一准乎礼”。违反礼典、律典的行为,则用律典中规定的罚则进行制裁。再次是民间法体系。主要指乡规民约、家法族规以及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其制定亦来源于礼俗、礼义。民间法虽有着自身独特的不同于国家法的行为规范体系和制裁措施,但国家对此予以认同:对于乡规民约与家法族规,采“刑罚不可驰于国,笞捶不可废于家”之态度;对少数民族习惯法,则采“各依本俗法”的政策,从而使礼法文化呈现出德法合治、“多元并存”的格局。

  礼法文化造就了中国两千年的礼法社会,清末大理院正卿张仁黼说:“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人伦道德之观念,最为发达,是乃我国之国粹,中国法系即以此。”这样的秩序,直到清末方始解体。

  法治文化:清末以来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西文化发生了强烈的碰撞。1902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进行法制改革。1904年成立法律修订馆,负责拟定新法,到1911年,仿照西方大陆法系的制度框架,颁布了以《大清新刑律》为代表的新的法律体系,传统的礼法到此彻底解体。

  从礼法文化到法治文化带来了诸多变化,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德法合治走向德法分治。以前是道德法律合二为一,凡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来,则是道德的问题归道德管,法律的问题归法律管,二者分而治之。这种模式,能够缩小法律的打击面,有利于更大范围地保障自由、人权。二是由“以刑统法”走向分部门设置法律。在礼法时代,凡是违犯国家法律的行为,一律被称作“犯法”,都要用刑罚来制裁,并用刑罚的方法来统率、调整所有的法律。清末法制改革以来,在法律体系内部,分部门设置法律,于是有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相适应的各种诉讼法,各种法典是单独设立的。由以刑统法转向分部门设置法律,使得法律的分工越来越明确,立法技术也越来越精细,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这两大变化使得我国的法制有了与世界接轨的新气象,但也显露出新问题。有些违背道德的行为,由于法律中没有规定,不会受到惩罚,此类行为便可能滋生蔓延。在民事经济往来中不遵守诚信的行为,虽然违法,但不一定构成犯罪,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违法成本低、得到的违法收益高,就会放手去干。究其因,这是因为此前的法制建设,多注重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而忽视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

  中国数千年法文化演变,经历了从礼乐——法律——礼法——法治这四大阶段。总结其间的规律可以发现,凡是注重文化传统的时期,法制建设就能健康发展,凡是无视文化传统的时期,法制建设就会出现大的问题。

  西方倡导的“法治”,有着成功的经验,但移植到中国,必当有本土化的改造;盲目照搬,难免有削足适履之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其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原则;“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如此种种举措,正是对中华法文化传统的回归与转化。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从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文化”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新道路。

  这既是时代的选择,又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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