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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审判改革的着力点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绍鸿    2016-09-01 09:04:53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般民商事审判方式不敷应对工业化社会家事纠纷的多发性、复杂性、人伦性,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陆续掀起了家事审判改革运动。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细化,家事审判改革作为本轮司法改革的焦点和重要内容而备受关注。2016年5月,全国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等100个左右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自2016年6月1日起,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北京法院日前首次引入“百姓评理团”,参与家事案件审判,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探索。

  家事审判改革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和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实践层面的创新探索需从理念转换、思路开拓、机制建构三个层面明晰其着力点和结合点。

  形成司法和社会治理相结合的理念

  现代社会以高效的社会分工协作为特征,司法的居中裁判与社会治理的主动作为,是不同主体的职责所在。家事审判的特殊性需要突破这一思维定势,需要司法和社会治理结合的理念支撑。

  将社会治理理念引入家事审判,是基于家事案件的高度身份性和社会公益性。家事审判的对象——家事纠纷,与一般民商事纠纷相比,是一种复合性的复杂纠纷,它不仅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纷争,还涉及身份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争议;不仅涉及成年人之间的争执,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不仅涉及法律上的争议,还可能涉及当事人情感上、伦理上的纠葛。家事争议源于其拥有家庭成员或特定亲属资格,无论是身份争议或财产争议,不仅是个体之间的私权冲突,也关乎社会伦理和公共秩序。家事审判如果仅仅囿于从法律上分清权责、定分止争的司法理念,那么很难简单做出是非分明处理的亲属间感情和亲情所滋生的问题,只能遗留给社会,进而影响了家庭和谐、亲子健全生活和社会秩序。家事审判的裁决结果会影响到社会秩序,如果偏重法律层面的形式正义,一旦出现偏差,其负面效果要比普通法院的错误结果严重得多,其直接效果就是导致身份关系的混乱,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间接效果是危害社会秩序,给国家的稳定带来潜在的危机。而在家事纠纷领域采取协同司法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救济手段,与采用单一的司法救济手段相比更能达到修复家庭关系,维护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目的。

  司法与社会治理结合的家事纠纷解决,需要适用疗愈型司法理念。法院在解决家事纠纷中的角色定位要突破传统审判方式固有模式的束缚。传统的审判方式在本质上是社会控制机制,其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双方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争议时,通过现实的强制活动控制双方的激烈争端。而家事案件的解决要求法院在承担社会控制机能的同时,运用疗愈型的司法理念,与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妥善处理当事人之间的交流困难,挽救感情破裂情形下的当事人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为妥适解决家事纠纷提供积极、持久的方法。亦即法院不仅仅通过认定当事双方的过错和责任而从法律层面上定分止争,而且还广泛涉及冲突管理、家庭关系修复和提供预防性、修复性、协作式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因此,促成当事人之间恢复感情、消除对立、实现和解、避免冲突是纠纷解决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所在。疗愈型司法理念若要取得实践效果,就必须突破传统审判方式进行系列观念转化。

  切实推出体现本土特色创新举措

  家事审判改革实践的思路展开,要善于在充分利用我国历史文化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创新。在很长时间里,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讼都采用当事人主导型的诉讼模式,呈现“对抗与判定”的基本结构。“刚性”的对抗式诉讼并不适合家事纠纷的合理解决。境外法域陆续掀起的家事审判改革运动,正是对传统的对抗制诉讼体制进行深刻检讨和反思的产物。尽管我国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对早先的职权审判模式进行改革,使得我国的

  民事审判已经越来越接近当事人主义,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已经深入人心,诉讼程序已然向着对抗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但是作为对抗制诉讼体制的某些例外、一定范围内实行干预原则的家事诉讼,其改革实践在我国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养分。一是儒家思想的“和为贵”“无讼”,为中国数千年的法律传统留下了极其深厚的文化沉淀,“调处”在中国古代成了非常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的将群众路线工作方针运用于司法审判工作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强调与当事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和沟通,注重当事人对结果的认同,成为我国民事诉讼的传统和特色。充分梳理吸纳这些历史文化养分,创新举措才能更加有效解决当前实际问题。

  家事审判改革实践的思路创新,还要善于在吸收历史文化养分基础上整合利用他山之石和当下资源。对家事事件的类型化处理、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的适用、家事审判辅助制度的确立等,境外法域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当前司法改革框架也为家事审判改革实践创新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制度资源。我们可以借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探索构建家事纠纷一揽子解决机制;借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探索构建家事诉讼特别程序;借助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家事审判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的配备。

  有效整合利用社会资源促成家事纠纷的解决

  家事纠纷的特殊属性要求家事审判的专业化。家事裁判制度已成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独具特色的一种专业化司法制度。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差不多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一个不断扩充、整合乃至将所有家庭纠纷都纳入到统一的司法程序及司法机构处理的过程。目前我国尚未就家事诉讼程序进行专章规定,司法解释中也仅有少量条文涉及对家事纠纷案件的规定。审判实践中,法官参照普通民商事案件对家事纠纷案件简单化、程序化处理的情况比较突出,对家事纠纷的社会属性和人伦特点重视不足。在诉讼模式的选用上,虽然经历了从国家干预主义到处分主义、从职权主义向辩论主义的转变,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充分考虑家事纠纷的特殊属性,也未能关注家事纠纷中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维护。我国家事审判改革实践应当向机构模式专门化、程序设计特别化、审判人员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完善,以突破既有审判体制的局限性,体现家事纠纷解决的特殊价值和功能。

  家事审判的专业化需要承载公众参与集聚社会资源的大众化来保障。家事审判的专业化是要一揽子解决家事争议,法院要向家事争议的诉前和结案后两端延伸服务。要想真正化解家事纠纷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是需要跨学科的综合性救济手段保障,需要多元的专业化人才及社会力量支撑,熟知法律规则的法官、复合型人才的家事调查官、擅长情感修复的心理专家、链接社会资源的社会工作师,甚至深谙当地民俗习惯的社区人士均不可或缺。一揽子解决家事争议,单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实现,而需要法院与心理辅导机构、社区服务机构及其他公益组织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以完成。北京二中院首次引入“百姓评理团”参与家事案件审判,借助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律师等专业人员化解部分家庭矛盾,推动在更广阔范围内构建化解家事纠纷的共同体,即是家事审判专业化与大众化结合的有益尝试,很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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