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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综合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陈龙    2017-01-23 08:21:29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应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培育新竞争优势的重大举措。由于造成企业税负感重的因素较为复杂,并且需缓解因降低税费负担而带来的财政收支压力,因此,需要统筹税费关系、财力分配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行综合系统性改革,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激发经济活力。

降低税费负担是应对新变化、培育新优势的重大举措尽管从宏观税负核算口径来看,近几年我国的宏观税负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企业、居民实际税负感普遍较重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出现这种“宏观不重、微观重”的状况,主要在于宏观税负结构、税收制度、税费关系中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宏观税负只是衡量总体税负水平的一个指标,无法反映微观主体的税负结构状况。

不同纳税主体,其税负感重的原因并不相同。在经济下行期,随着利润下降,企业税负感重的问题凸显出来。无论企业盈利状况如何,即便是亏损,也都需要缴纳增值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费、基金、乱摊派和乱罚款等,加重了企业的税负感。而居民税负感则与居民的实际支付能力、生活成本以及公共服务状况密切相关。对于低收入者而言,虽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等显性纳税不多,但却承担了大量通过商品价格转来的隐性税负,尤其是在居民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时常陷入“钱总不够花”的窘境,造成其税负感相对较重。对于中等收入者而言,既需要间接承担企业转嫁而来的商品税,又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个人所得税没有根据其负担情况做应有的抵扣,致使其税负感较重。与上述纳税群体相比,高收入人群由于收入来源的多样化、避税方式较多等因素,其税负则相对较低。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可产生“一石多鸟”的效果。这一举措有助于激发经济活力,稳固增长的基础,扭转经济下行趋势。通过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使其“轻装上阵”,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激励民间投资、推动经济根本好转,依然重要而紧迫。同时,通过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可产生价格传导和分配效应,释放国内消费需求,打造新的市场优势,抵消全球需求低迷的不利影响,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有利于增强应对国际形势新变化的主动性和能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构筑全球新战略。近年来,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原有的劳动力优势、制造优势、低成本优势等逐渐减弱或消失。世界格局和全球化进入纵深调整期,对我国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中国制造正遭遇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周边国家的工业化的严重挑战。这都需要我国主动求变,拿出应对方案,降低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成本,打造税制优势,并以此促进原有优势转化和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重心在于优化税制和改善营商环境近年来,国家频频出台减税降费措施,但企业普遍反映税负感仍很重。这其中既有抵扣不足、规定不统一和模糊等政策设计的问题,也有无法落地、操作偏差等执行和征管的问题,使减负效果“打了折扣”,但究其根本在于税制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政府收入体系的不合理、营商环境不佳和综合成本过高等因素。

税制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税制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抑制效应凸显。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要素成本较低、全球需求旺盛、企业利润水平可观,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不明显。但当前由于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这一状况已发生根本改变,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凸显出来,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一方面,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全球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引起的供求弹性的变化、利润空间的压缩等条件变化,放大了间接税对商品价格以及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扭曲,这对制造业企业、初创企业以及中小微利企业发展极为不利,也抑制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另一方面,间接税比直接税更具累退性,低收入阶层由于基本生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高,承受了相比而言较高的税负,造成了税收不公平。同时,这也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外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对经济的收缩、抑制效应更为明显,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受制于现有税制结构,零敲碎打、修修补补式的减税方式,效果显然不会明显。要想真正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就必须从解决税制结构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着手。

政府收入体系的不合理。税收收入占比较低,税费关系不合理。2015年,虽然我国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2%,但如果以全口径的政府收入核算,则税收占比仅为55%。目前涉企收费、基金等项目依然偏多,扭曲了税费关系。仅行政事业性收费就包含92大项,而每一大项下又有若干个“目”级小项,合计起来多达数百项;基金预算中收入种类也接近40项。目前,除了社保缴费较高之外,企业普遍对水利建设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教育费附加以及工会会费等反映也比较强烈。这些种类繁多、政出多门、设计不合理的基金、收费,特别是一些不规范、设计不合理的收费,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负担,不能只着眼于税,需要进一步清理收费、基金,构建合理的税费关系。

营商环境不佳、综合成本过高。这不仅加重了企业负担,也削弱了减税降费效果。由于行政惯性和制度不完善、改革不到位等,导致制度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成本、土地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综合成本较高。同时,还存在中介、行业协会、涉企收费不规范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较为混乱,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此外,由于市场交易不公平和市场保护机制不完善,使企业的打假成本、产权保护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负担。为此,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着力于优化营商环境,否则,就会“按下葫芦起了瓢”,导致减税降费效果不佳,无法真正解决企业税负感重的问题。

推行综合系统性改革,降低税费负担,打造新优势由于造成企业和居民税负感重的因素比较复杂,再加上需要缓解因降低税费负担而带来的财政收支压力,因此,要统筹税费关系和财力分配,推行综合系统性改革,完善有利于制造业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推行公共资源全局调整,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感。

完善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消除抑制产业升级的税收因素。一是下调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考虑中央与地方的承受能力、纳税人税负结构、税收征管以及国外税制等多种因素,建议适度调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并合并简化税率结构。通过这种税率普降,降低企业负担,增强其活力和对外竞争力,同时为房地产税等腾出征收“空间”。二是调整、完善个人所得税。加快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税制模式,综合考虑家庭成员的收入和支出因素,扩大减除费用范围和标准,将家庭教育支出、医疗费用、房贷利息、房租等设置成独立的扣除项目,在税前扣除。三是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水平,并针对部分奢侈性产品和特殊消费行为,开征特别消费税。四是加快开征针对个人居住的房地产税,研究制定遗产税、赠与税等。但需注意,应以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税负为制度设计的前提。

推行公共资源全局调整,缓解财政压力,激活经济活力。一是调整地方国有资本(资产)存量结构,在做强、做优、做大的前提下,兼并重组、处置低效国有资产,解决因地方融资平台和“僵尸企业”而导致的经济资源配置低效问题,激活社会资本,使资源在社会整体层面得到优化配置。二是将部分国有产权划归社保,充实社保实力,减轻财政压力。同时,建立更为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改革国有土地出让金等收入和资金使用机制,增强地方政府统筹财力的能力。实质性推进专项资金清理,减少专项资金规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四是调整债务结构,适当扩大中央债务规模,提升赤字政策的效果。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除债务置换之外,还应采取转换股权、资产证券化、信托等方式消化存量债务,压缩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

统筹税费关系,清理各类收费、基金。一方面,清理、降低政府性收费、基金。继续大幅降低社会保障缴费率,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收费,适时取消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教育费附加和水利建设基金等基金、收费。另一方面,清理规范社团、中介服务项目和收费,取消或降低部分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以简政放权与能力建设相结合,加快推进政府综合改革,规范和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和职责范围,取消和调整制约经济发展、束缚企业活力和创造力的行政审批事项,更好地向市场和社会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行电力市场化改革、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完善惩戒机制,培育市场契约精神,鼓励和保护企业创新,降低企业维权、打假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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