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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中的人才观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甘守义 马正立    2018-11-09 00:05:42

核心阅读

  先秦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与散文家韩非,作为战国末期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在系统总结法家前期理论实践的基础上,兼容儒、道、墨等学派精神成果,统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以及慎到之“势”三者融通一身,创建了理论体系。其法治人才选任思想,对于促成天下人才皆入秦,帮助秦国实现统一起到推动作用。其间蕴涵的法治人才选任思想,不仅在先秦时期耀眼夺目,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自夏启确立王位世袭制而至秦嬴政统一中国,我国社会两千年中完成了由“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两大转变。与此社会形态相应,世卿世禄的用人原则制度重被否定,原先古朴民主的“进贤与能”、任贤使能思想主张在新形势下得以恢复。各国为了争雄称霸、御敌卫国,竞相招贤纳士、延揽人才。生于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韩非子,目睹其家国常遭强秦欺凌,尤知一国“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道理。在多次进谏未果之后,深感“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愤而转向著述,比较各国变法得失,总结法家理论实践,兼采诸家思想精髓,终成法家学说之集大成者,被称为先秦诸子最后一位代表人物。

  在后人据其著作编辑而成的“帝王之书”《韩非子》中,韩非高度重视人才选拔使用并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不仅帮助秦王一统六国成就霸业,而且为后世封建专制提供了有力理论依据。其中,韩非以“循天、顺人、明赏罚”(《韩非子·用人篇》,引文除特别注明,皆引自《韩非子》,以后只注篇名))用人三原则为核心,分别从立法和执法角度建构了“依法治人”的法治人才思想体系,对于今天培养造就法治人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遵循贤能标准选才

  与儒墨相同,韩非同样坚持尚贤。如“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八说》),“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八经》),均指出高明领导的用人之道应是录用有德有才之人,让其担任各种管理职务,并在《人主》《八奸》等文中多次重申。但是,韩非所坚持之“贤”,其内涵实质与其他诸家存在明显不同,乃是以人性自私论为基础前提,坚持的是宁“上(尚)法”而“不上(尚)贤”(《忠孝》)、“使法择人”而“不自举”、“使法量度”而“不自度”(《有度》)的重法治思想。即“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忠孝》),要求人才不仅要深明法纪,自觉守法、严格执法,而且要埋头苦干、以身作则,为君主尽心尽力彰明法度、推行法治。倘不符合以法度为准绳衡量是非得失这一标准,则无论是传说中的尧舜,还是世俗中“简上不求见”的贤士、“贞信之行”的信士,“不战功而尊”“不事力而衣食”的所谓贤能,都不能称之为明君贤臣。必须坚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本着“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把“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说疑》),但能彰明法度、便国利民之贤才选拔出来,加以重用。同时,对于“五奸”“五意”“不令之民”“谄谀之臣”等“游意于法之外”(《有度》)妨碍法治建设之徒,不管有无才学,都应严厉制裁,做到治国安邦唯法治人才是举。

依照科学方法用才

  治国用人,贵在法度。针对当时社会兼并战争不断,君主用人随心所欲的状况,韩非尖锐指出,“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此亡国之风也”(《八奸》)。继而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有才能的人懈怠而不求上进,有功劳的人堕落而轻慢职务以及用人不当之社会问题,作为国家,必须“据法而进贤”(《内储说上七术》),建立人事法制法规,确保人才选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君主,必须“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难二》),“试之官职,课其功伐”(《显学》),使之“使法量功”而“不自度”(《有度》),“循名而责实”(《定法》),“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则“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人主》) 。通过建立一个以法量功、据实论绩、计功行赏、程能授事的量能用才新标准,凭法的尺度量才,以法的规范用人,做到循章依法,改变了之前诸家在人才量判尺度上的模糊性与随意性。与此同时,韩非还提出一系列可行的原则方法,如“使鸡司夜,令貍执鼠,皆用其能”(《扬权》),强调对人才要扬长避短各展其才;如“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难一》),强调一人不兼任他职,一职不兼管他事,对人才要专职专用;如“人主之过,在己任臣矣,又必反与其所不任者备之”(《南面》),强调对人才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颇值借鉴。

严格考核制度管才

在人才管理上,韩非坚持“循名责实”,强调按法考绩,“贵贤罚暴”。针对“不以功伐课试”“好以各问举措”(《亡征》),不经“参验”而“听左右近习之言”的盲目错误用人做法,指出“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孤愤》),国家离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强调要发现并杜绝“滥竽充数”(《内储说上》)式的南郭处士,考核干部是否称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放于实践中,不仅重视其一贯行为表现而非说辞宣言,更注重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考察其过程及结果。“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六反》),从而以法的准则听言观行、察端观失、课功试事、考察鉴别,进行逐一而认真地考核。如此,方能分清真正有学识才干之人与“庸人”,让“无术不肖者”(《六反》)混不下去。总体上提出了鉴别理论优劣和实用价值有无的方法路径。

  在诸子百家人才思想中,韩非在批判儒家人才“贤治”的基础上,继承创新了墨家“法仪”思想,坚持“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与时俱进地提出人才“法治”思想体系,强调以法为“天下之至道”,因法择人,量才施用。其间蕴涵的法治人才选任思想,不仅在先秦时期耀眼夺目,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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