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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2016-12-22 07: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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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当村支书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石春阳: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点。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七十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点办起来了。这个代销点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办铁业社和代销点,起到了方便群众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许这种小规模的集体产业吗?

  石春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组: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接的?

  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组: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竖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我说:“有。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无论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还是现在是全党的总书记,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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