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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2017-01-13 07:04:53
   

 
 
  采访对象:梁玉明(小名:王栓),1942年2月出生,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人。1965年入党,1968年至1974年担任梁家河村支书,1974年1月至1975年1月担任梁家河村委会主任。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梁玉明家中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时,您是村支部书记。他到梁家河以后,您与他朝夕相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插队期间的情况。
 
  梁玉明:近平他们来下乡的时候,我是梁家河的村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农村以粮为纲,村支书就是大队长,主要的工作就是带领社员苦干,大干,多打粮食,一切工作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
 
  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是1969年的元月17号到的我们文安驿。那天,我们村派了两个生产队的社员,还带着毛驴,赶到文安驿把他们接了回来。
 
  知青都带了很多行李,大包小包大多装的是衣服、被褥,虽然看着挺大,但分量并不重。近平有两个箱子,不算大,有个社员看他的箱子小,以为很轻,过去一拎,结果死沉死沉的。社员说:“呀,这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重!里面装了金元宝吗?”
 
  当时我们梁家河大队有两个小队,一个前队,一个后队,也叫一队、二队。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这15个北京知青分到两个队。一队住了9个知青,5个男的,4个女的,两孔窑洞就分别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二队是6个知青,其中包括近平,全都挤到一孔窑洞里,在一铺炕上睡觉。
 
  他们这些北京来的后生,连我们山沟沟里的灶台都没见过,更不会烧柴做饭。我们队上就派了一名社员负责给他们做饭。过了两个月以后,他们学会了做饭,以后就都是自己做饭了。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村里人和这些北京知青都熟悉了,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近平那两个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的全都是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慨:近平当时是个十五岁的娃娃,虽然个子高,但是挺瘦的,这两大箱子书,我们干惯了体力活的社员都觉得太沉了,他竟然从北京一路给搬到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来,真是太不容易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观察这个知青里面年纪最小又爱读书的娃娃。
 
  采访组:知青刚到村里的时候遇到什么生活上的困难吗?
 
  梁玉明:知青首先遇到的障碍是语言交流上的困难。我们陕北的口音很重,知青刚来的时候,语言跟农民不通。刚开始时,知青说了一句话,农民听不懂,就说“害怕”。知青就懵了:跟你说句话而已,你害啥怕?其实农民说的是延川本地的方言:“害不哈”,是“听不懂”的意思,知青也听不太明白,就听成了“害怕”。知青就问我:“我们一说话老乡就害怕,这是咋回事?”我跟他们解释说,他不是害怕,他是说“害不哈”,意思就是“听不懂”。我就跟知青说,你们要学老百姓的语言,学会陕北方言,这样才能方便沟通交流嘛!慢慢地,知青就学着说我们本地的方言,与社员交流起来就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和知青们熟悉起来的?
 
  梁玉明:那个时候,我们社员经常和知青在一起学习。我记得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比较多,《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等。我是村党支部书记,组织给他们上课,但是实际上,我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衡量对错的标准,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始终要坚持好的,坚持对人民有益的,改正那些错的,那些对人民无益的。这篇文章不咋长(陕北方言:即不怎么长),我见近平反复地看,反复地读,爱不释手。我当时还在心里想:这个娃娃咋这么爱学习呢!
 
  在梁家河插队的这段时间,近平还阅读了大量书籍。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书,他看得真是太多了!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近平坐下来就看书,有时候一直看到深夜才睡。那时候在我们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近平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上山劳动,想学习只能硬挤出一点时间,晚上看书只能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但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他却对学习有着浓厚的热情。我们都说,社员抽烟有“烟瘾”,近平读书有“书瘾”。
 
  今天我们总是跟孩子说:“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这条路,对于当时的近平来说,几乎就是不通的。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近平本人被划分为“黑帮子弟”,他就算刻苦学习,一般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实际上,近平读书并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也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他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我就没见他离开过书本,没见他放弃过读书。尤其是他当了我们村的村支书之后,他每天不仅要和社员一样劳动,还要处理村里的大事小事,在那么忙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读书。社员到他窑洞里去,都说:你看这炕头上的书堆得满满的!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热爱知识,他怎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坚持读书?怎么能七年都坚持读书呢?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除了劳动和读书外也参与村里的工作吗?
 
  梁玉明:过了一两年,近平就成了我们梁家河的自家人。他有文化,办事有条理,说话有道理,村里人都跟他关系很好,也很信服他,所以他开始参与村领导班子的各项工作了。
 
  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二流子”,五十多岁的人,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我就教育他说:“你不改正这毛病,你就不是一个好社员!”可是这个人就是屡教不改。有一次,他偷队上的葱被抓住了,就被定为“管制分子”。那个时候,对这样的人是很严厉的,要把他关起来,还要开社员大会,给他头上戴个帽子,轮流对他进行批判。我们农村批判人,其实就是轮流骂他,骂他个狗血淋头。批判会上,近平和雷平生也参与了,但是对这个“二流子”,没有说一句侮辱人格的话,而是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理,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社员上去骂“二流子”的时候,“二流子”低着头,闷着声不吭气。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地给他讲道理,教育他改正错误,“二流子”听了直点头。在批判会上,被批判对象是没有权利说话的,见他点头了,近平和雷平生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二流子”就高高兴兴地唱了一曲,唱得又高亢又嘹亮。批斗下来之后,“二流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的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经历了这件事,村里人都竖起大拇指说:北京来的娃娃行!
 
  后来我跟近平聊起这件事,他跟我说:“他只是犯了一些毛病,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嘛。咱们应该以教育为主。”果然,这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经过近平和他几次谈话,很快就有所转变。从那以后,这个人再也没有偷鸡摸狗,不务正业,而且开始好好劳动,成了我们村一个好社员,跟近平也成了好朋友。
 
  从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习近平,懂得做工作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你想想,这个“二流子”已经五十多岁了,屡教不改,一直犯错误,村里人都讨厌他。但是近平做工作的出发点很公平,也很平等,他不是出于主观情绪,也不是出于成见,而是给予别人必要的尊重,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人心里去。近平尊重人,团结人,有很好的工作方法,很了不起。
 
  还有些社员,偷奸耍滑的,生事打架的,近平都能帮忙做思想工作。有一次,村里两个婆姨闹架了,闹架以后开始没完没了地互相骂仗,两个婆姨见面就骂,隔着沟也骂,隔着路也骂,骂的那个话多难听就别提了。骂得不可开交,就闹到我这里来了。我说,让近平来给你们调解一下吧!近平来了之后,分别找她们两个谈话,后来不知道又谈了多少次。最后,这两个婆姨的关系好起来了,还成了好朋友。我当时就觉得,近平这个人真会做工作。村里的事情特别多,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近平来帮忙,他每次都能把事情办得稳稳的,社员都很满意。
 
  采访组:习近平入团和入党都是在梁家河,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梁玉明:1972年,近平追求进步,要入团,但他这个事情却是一波三折,费了很大的劲。他先后写了好几份入团申请书,交给公社的团委书记,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准入团。
 
  到了1973年,我们县上招聘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就把近平调到贾家坪公社的赵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赵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带领村民造坝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赵家河人一看近平这么能干,群众关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让他回梁家河。我们梁家河不同意,坚持要他回来——近平是我们的人,咋能去你们那干了几个月就成了你们的人哩?后来问近平的意见,近平说:“我还是回去吧!我从梁家河出来的,我还回梁家河去。”就这样,1973年的7月份,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让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还不是党员,申请入党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近平写好了入党申请书,我和梁有华当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我就组织开了一个党员会。党员会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党,之后我又开了支部会,同意接收习近平入党。支部通过以后,我就把这个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当时的书记不批。他还批评我说:“你这个梁玉明这么胆大,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我跟他说:“近平是不是黑帮子弟,现在还没有结论。况且,考察青年入党,还有一项是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好,就可以入党。”书记说:“你哪里看到这一条?”我说:“红头文件有,中央发的。”虽然我把书记说得哑口无言,但是顶撞得他很不高兴,所以那次也没有批。
 
  我回来把这个情况跟近平一说,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说:“唉,我知道公社不会批。”我说:“那也不是你的错,公社不批是不对的,他没理由不批。”
 
  就这样,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好多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没有得到批准,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后来,公社换了新的书记白光兴,他比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当时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影响习近平入党,于是将他入党的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当时的县委书记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县委研究讨论,1974年元月批准了近平入党。近平入党的时候,正好赶上村领导班子换届,我们村上就召开了党员会,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则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采访组:当时习近平那么年轻,又是一名外来的知青,为什么大家都推举他来当村书记?
 
  梁玉明:因为近平年轻,公道正派,头脑灵活,又肯干,他在入党之前就已经参与很多村里的事务了。大家相信他肯定能把我们村里的工作做好。
 
  后来事实也证明,近平当了书记以后,处事公道,工作扎实,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群众对他非常满意。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采访组:习近平当了村支书后在梁家河做了哪些事情?
 
  梁玉明: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䦆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这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三十多米深,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䦆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着水,把那个土浇起来,冲到山下来,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水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五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点,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点,还搞河桥治理,打了五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当年离开梁家河上大学的情况。
 
  梁玉明:1975年,给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备送他。
 
  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你呀!”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时就下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十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他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就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各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三毛、我五毛地凑了五块五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村支书,现在是咱们党的总书记。
 
  近平虽然不能经常回来,却没有忘记梁家河,经常写信回来,询问梁家河的情况,挂念梁家河的乡亲,也给我们讲他自己的情况,还给我们寄他的照片。我们也都很惦记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终于回来了一次。听到风声的人,都赶来了,见到近平都亲得不行,握手的拉话的,就像是亲人回家一样。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之间,距离我们送他去上大学已经四十年了。看着近平挨家挨户地看乡亲们的身影,看着乡亲们围着他拉话的场景,我想起了四十年前他离开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这么围着他,拉着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四十年过去了,近平这次回来,实现了他要回来看梁家河父老乡亲的诺言。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之后,与梁家河,与您本人有哪些联系?
 
  梁玉明: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带我们公社的书记杨世忠到厦门去找过他一次,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以后再说吧。近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当时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但是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
 
  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的时候,我又去找了他一回。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有九个教室,100多学生。
 
  我到福建去的那一次,跟近平闲谈,我就向他请教,当时咱们国家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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