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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高虎城    2015-12-10 16:37:55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新变化,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对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我国未来5年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培育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更好条件。

  准确把握国内外环境新变化,充分认识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重要性

  “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开放型经济实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十三五”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冲击仍将发酵演化,势必对全球经济增长、技术革命、产业变革和规则演进等诸多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发生新变化。

  从国际环境看,一是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难以改变。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步履维艰,增长动能明显不足;需求约束进一步加剧,市场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稀缺资源。二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替代部分跨境贸易和投资。全球贸易增速已连续3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投资远未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三是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发达国家致力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试图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占领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从国内环境看,一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发生新变化。近年来,我国要素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比较优势明显弱化。与此同时,我国人力资本、资金供给、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产业集聚等方面的能力持续增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和强化,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基础更加坚实。二是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显著上升。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明显增强,比以往更有条件主动谋划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更有条件主动为国内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更为迫切,需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要素,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需要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以组装制造为主的局面,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协作互动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给予了特殊开放政策,再加上地理区位、发展基础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我国内陆沿边地区对外开放一直相对落后,对外开放海强陆弱、东快西慢特征明显。2014年,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的85%和81.9%;地方企业对外投资中,东部地区占80.1%。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出发,“十三五”时期应坚持开放型经济发展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提升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开放口岸少、基础设施差、物流费用高,一直是内陆沿边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制约因素。《建议》提出,“加强内陆沿边地区口岸和基础设施建设,开辟跨境多式联运交通走廊”。应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与相关国家共同规划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支持内陆沿边地区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江海、铁海、陆航等多式联运,加强相关国家交通、物流标准体系对接,为内陆沿边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更大便利。

  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既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更要夯实对外开放的产业基础。《建议》提出,内陆沿边地区要“发展外向型产业集群,形成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基地”。这就要求内陆沿边地区提高吸纳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能力,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加工制造、贸易物流等产业,尽快形成一批外向型产业集群。外向型产业和各类产业集聚园区的发展应充分依托本地优势、突出自身特色,切实防止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竞争。《建议》要求:“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我国已在沿边地区建设了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与哈萨克斯坦合作设立了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正在与老挝、越南、蒙古等国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应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创新发展模式,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基地和开放门户。

  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起步早、经济发展基础好,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更具有利条件。《建议》提出:“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应推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转型升级,提升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的层次,加快从国际加工装配基地向先进制造基地转变,从制造中心向制造研发中心、服务贸易中心转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在对外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推动我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对外贸易结构不尽合理,大而不强问题仍较突出,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产品不多,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挤压,迫切需要实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转换。《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这为“十三五”时期外贸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高传统优势产品的竞争力。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消费品是我国的传统优势产品,但近年来竞争力逐步削弱。应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加强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络建设,巩固国际市场份额。完善通关监管模式,鼓励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型贸易方式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壮大装备制造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从消费品出口向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并重转变,是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从国际经验看,贸易强国往往是装备制造等资本品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高铁、通信、电力设备、工程机械等产品性价比高,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十三五”时期,应抓住全球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以对外承包工程为先导,以金融、保险服务为支撑,大力推动装备制造出口。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和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但与货物贸易相比仍然滞后。应在巩固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的同时,努力扩大文化、中医药、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出口。顺应装备制造业走出去趋势,大力发展相关的金融、保险、物流、维修等服务贸易出口,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外投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提高服务外包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从被动接包向专业服务提供商转变。

  积极扩大进口。进口不仅有利于弥补国内资源短缺、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发挥我国的市场规模优势,带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建议》明确提出:“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应根据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市场供求状况,完善进口促进政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积极扩大能源资源、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国内有需求的消费品进口。

  完善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

  相对于对外贸易而言,双向投资是对外开放的更高级形态,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更好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有效途径。应在积极有效利用外资、集聚全球优势资源的同时,加快走出去步伐,不断提高全球资源和市场配置能力,整合和延伸产业链,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和优势互补点。

  在引进来方面,现阶段利用外资不是简单的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吸收国际投资承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建议》提出:“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应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吸引外资进入高端制造业,同时抓好服务业扩大开放先行先试,循序渐进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分层次推进服务业开放。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开展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推动产业聚集园区转型升级,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发展。

  在走出去方面,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由贸易大国迈向投资大国、产品输出迈向产业输出的新阶段,出现了市场、能源资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议》明确提出:“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应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争取同更多国家互免或简化签证手续。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制定走出去国别产业规划,有序推进重点行业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和服务输出。推动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走出去的快速发展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议》提出,“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服务平台”。应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功能,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快境外布局、创新融资模式,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构建广覆盖、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平台,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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