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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思想理论从何而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登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    2018-02-09 00:13:24

  浙江省委提出了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重大命题。研究、阐释、论证这一重要论断,对于追溯习近平新思想产生的渊源,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党建研究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于1月6日举办了“伟大思想理论从何而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理论研讨会”,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陆发桃、省党建研究会会长王永昌致辞,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及浙江省内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韩庆祥、郭大成、周咏南、刘海涛、曹立、李雪勤、刘迎秋、胡坚、王祖强(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陈先春、徐明华、郭占恒、陈立旭、郭祥才、胡承槐、王祖强(浙江省委党校)等,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编 者

从“四个走出来”看“重要萌发地”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 韩庆祥

  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揭示其发展脉络,溯清伟大思想理论从何而来。只有深刻体会“四个走出来”的发展轨迹,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芽是从浙江“走出来”的。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在浙江主政工作五年,立足浙江,深入调研,战略思考,前瞻性地提出了“八八战略”。“八八战略”是习近平长期调研的结果。虽然是对浙江发展战略思考的结果,但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八八战略”所体现出的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打牢支点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他在浙江所确立的如“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外向拓展相结合”、主动接轨上海、“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等,在发展主题、发展思路、发展路径和发展意义上,与“八个明确”“十四条坚持”在精神实质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探索是从浙江“走出来”的。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所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具有全国意义。他当时从省域层面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做了全面且系统的决策部署,先后作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生态省建设”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布局,率先在省域层面实施了“五位一体”的实践探索,使浙江的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者,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是从浙江“走出来”的。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期间,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如他从实际出发,准确定位,充分概括和总结浙江的发展优势和不足,从而科学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发展规划;他运用重点论,牢牢抓住浙江特色,尽力把优势做大做强;他运用两点论,全面布局,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质量与效益共同提升的关系问题、城市与农村一体化的关系问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关系问题、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问题等等;他运用发展观点,正确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地抓住机遇,突出理论的前瞻性和实践探索的超前性;他运用系统思维,因地、因时、因事、因人制宜处理问题,统揽全局,强调“十个指头弹钢琴”。这些方法的运用,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具有高度一致的思想契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精神品质是从浙江“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从浙江走出来的。1921年8月初,在浙江嘉兴红船上举行了中共一大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航船在这里起航了。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并详细阐释了“红船精神”所寓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武器和强大精神动力。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红船。党的十九大报告开篇就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些都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

  总之,从“四个走出来”可以得出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论断。

党建思想的浙江萌发和内在特质

浙江省党的建设研究会

  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重要观点和论断,很多都源于在浙江工作期间的思考与实践,都能在浙江找到根源、找到原点。

  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注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强调“我们党是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实施全面领导的执政党,必须加强党整体的执政能力建设,牢牢掌握党的领导权”。注重把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旗帜鲜明批评和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要求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政正职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党性观念,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怀着强烈使命担当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大政治要求,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前后贯通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高度自觉、坚定不移、决不回避退让,旗帜鲜明讲政治,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始终抓好思想建设这个党的基础性建设。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诠释伟大的红船精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润物无声地抓好理想信念教育。他强调,加强理论学习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要像王国维论述治学那样追求“三种境界”,着力“把先进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浙江科学发展。

  始终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坚决扛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不仅留下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也留下了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他坚持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亲自部署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和“作风建设年”活动,推动省委制定实施机关效能追责办法,指导出台午餐禁止饮酒等“四条禁令”,着力解决“文山会海”问题,坚决刹住不良风气。坚持推动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变,既严打“大贪官”又狠抓“小贪小污”,推动省委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实施意见(试行)》,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浙江样本。坚持从严监督管理干部队伍,从严从小、重在平时,告诫领导干部算好“三笔账”,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光风霁月的良好氛围。

  始终高度重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结合浙江实践,在党的建设上提出巩固八个方面基础、增强八个方面本领的党建“八八战略”,有力推进了浙江党的建设走在前列、发展走在前列。他强调,党管干部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干部选拔要突出以德为先,干部评价要坚持注重实绩,干部考察要功夫下在平时,干部选配要着眼事业需要,干部培养要注重实践历练。始终突出建强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强调“执政重在基层、工作倾斜基层、关爱传给基层”,要求各级党委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推动实施农村基层组织“先锋工程”、选派农村工作指导员、加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等,亲自调研并推广村务监督委员会等,重视加强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等领域党建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期间“抓基层打基础”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守正出新。

民营经济基础论思想的浙江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迎秋

  早在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就明确提出和阐明了“民营经济支柱论”。主持党和国家的全面工作后,这一观点不仅得到了深化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升华为“民营经济基础论”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民营经济基础论”思想的首次集中表达体现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和他所作的说明。“民营经济基础论”主要包含5方面观点。

  第一,民营经济是“民本经济”。浙江之所以能成长为全国各省区的前“四甲”,按照习近平同志所做探究,“从根本上讲,靠的就是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关键是“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秘诀在于“走体制创新之路”“走民本经济之路”“走内源发展之路”。

  第二,民营经济是“支柱”经济。习近平曾于2003年在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上给出过一个明确答案:首先,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居功至伟”。其主要依据是,到2004年底,“浙江GDP增量的71.4%来自于民营经济,其中的55.7%是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的”。其次,“民营经济发展使浙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创业者群体”。其依据是,到2004年底,浙江注册的个体私营企业已达210多万户。最后,民营经济发展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动力来源。

  第三,民营经济是“猎狗”经济。习近平曾以猎狗按各自分工成功围猎斑马为例分析指出,浙江众多民营企业虽然规模小,但由于它们能够像猎狗一样按照“有多大本事就干什么活”的原则,分别专注于自己熟悉的生产经营领域,以“默契的企业分工”方式开展“围猎”式合作。

  第四,民营经济发展是构造“橄榄型社会”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曾就浙江形成的“中小老板的社会”“创业者的社会”明确指出,正是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浙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创业者群体,成为一个创业者社会,这为构建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和谐社会的结构提供了有利条件”。它不仅“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社会结构”,而且“是一个和谐社会的结构”。

  第五,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是浙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显然,习近平“民营经济支柱论”,不仅是对浙江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正确把握和科学总结,同时也是他随后能够及时提出和深刻阐明“民营经济基础论”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习近平“民营经济基础论”思想有助于更好坚持和完善“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公有制为主体与民营经济为基础的比例关系及其数量界限,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好。

  综上所述,习近平“民营经济基础论”思想发端于他的“民营经济支柱论”,成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时代。

历史的选择逻辑的必然

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陆发桃

  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逻辑起点。浙江的“八八战略”,在理论渊源、核心要义、实践价值、科学方法上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在契合、相融相通、高度一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浙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逻辑的必然。

  从理论场域看,浙江从源起根基上奠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地位。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也率先遇到了“先天的不足”“成长的烦恼”。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到浙江工作,制定实施“八八战略”,总体上对省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都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索与实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从理论主题看,浙江从本质属性上铸就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地位。“八八战略”,始终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展开,致力于回答如何在21世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致力于回答如何在发展起来后实现新发展这一时代课题,着力实现推进转型发展的惊险一跃,为省域乃至全国找到了破题的“金钥匙”;致力于回答如何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努力等诸多历史性课题,把“走在前列”“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浙江主要参照系,这些都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契合。

  从理论观点看,浙江从价值意义上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地位。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两座山”“两只手”“两只鸟”“两种人”等全新理论概括,作出了“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生态省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倡导“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海协作”“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等先进发展理念,特别强调要把“党的建设贯穿于浙江各项建设之中,并为之提供根本保证”,提出“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种本领”要求,切实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等等。这些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从理论精神看,浙江从内在逻辑上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地位。“八八战略”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就创立者来说是同一战略大家的战略杰作,而且其核心精髓和科学要义也内在契合、高度一致。在核心内容上,“八八战略”覆盖众多领域,提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打造法治浙江以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契合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价值取向上,两者都始终坚持信仰至上,把坚持“四个自信”作为基本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坚持事业至上,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把以身许党、以身许国作为不懈追求;始终坚持实干至上,强调实事求是,追求科学理性精神,等等。在思想方法上,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重要思想武器。正如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浙江时所强调的,“八八战略”不是拍脑袋的产物,它与“四个全面”在精神上是契合的。总而言之,浙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符合理论和实践的逻辑,也符合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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