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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打造合作治理新体系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王翠娟 何忠国 熊若愚    2017-07-10 00:28:00

  编者按:为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分享“一带一路”研究成果,共同推进全国党校系统“一带一路”专题研究协作,2017年6月2日,由中央党校科研部、中央党校报刊社、甘肃省委党校共同主办,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中央党校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承办的全国党校系统“一带一路”高端智库论坛,在甘肃省委党校召开。会上,11位专家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认识、“一带一路”框架下区域跨越式发展、深化“一带一路”研究等作了发言。

  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韩庆祥在致辞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反映世界发展趋势进而引领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位总体战略布局、世纪工程和主要平台。之所以是“高位总体战略布局”,一方面是因为它是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总体性战略,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际关系等领域,将国内发展大局与世界发展大局有机地统一起来,既能促进中国发展,也能推动世界发展。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主要是“同”“通”“合”“和”,即它因“同”(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因“通”而“合”(互学互鉴、合作共赢),因“合”而“和”(和平发展)。因而,它是一种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战略,是一种能够带动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全面发展的总体战略,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赵磊认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新引擎,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总纲领,也是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总抓手。今年5月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及前夕,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未来,“一带一路”将继续扎实推进,它带给国际社会的不仅是“宽广之路”,更是“大道之行”。“一带一路”在最初进入人们视野时,往往是有形的道路、桥梁、港口等,但这一倡议日益在标准、理念、文化、价值、话语等无形层面彰显出时代潮流、文化温度、发展规律,将助益于“通心工程”。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强调“先有文脉,而后有商脉”,如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只讲经济利益,“一带一路”是很难持久的,必须打通文脉才能持续地激活商脉;二是既应重视战略对接、规划对接、项目对接,更需夯实智慧对接。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全球信息、知识、人才、智慧的顺畅流动与对接,为此,一方面要加强中外丝路智库的建设与合作,另一方面要争取青年人,从而不断夯实民意和社会基础。

  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建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解读。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来看待“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其巨大的全球价值与美好前景。首先,“一带一路”是一种新的全球观。它是以普遍的福利溢出助推全球合作共赢新模式的战略架构,其思想基础就是国际分工有助于增进全球福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国家关系。其次,“一带一路”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它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以及做法经验,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通过与相关国家分享“中国道路”的成果和改革开放的红利而尝试建立一种更加普惠平衡的包容性增长模式,并由此夯实世界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再次,“一带一路”是一种新的发展观。作为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具有灵活性高、适用性广和可操作性强等特点,从而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了新的价值理念。最后,“一带一路”展示了新的中国形象。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道理,不但需要有力的阐释,更需要具体的载体,“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实现中国梦想的最佳选择。

  “一带一路”给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广州市委党校市情研究所所长黄克亮指出,随着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拉开序幕,国际形势悄然发生变化,再次为中国打开了一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门。当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持续深化、多极化持续加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提升,世界政治格局正由最初的“一超超强,多强多不强”转变为“一超削弱,多强增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更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铺筑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一带一路”建设助推创新驱动发展,以协调破解争端,以开放塑造平台,以绿色维护生态,以共享促进公平。自2013年至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果远超预期。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各国代表共商大计,形成了76大项、270多项有代表性的成果,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国家及国际组织总数达到68个,中国还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些充分说明,“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拓展多边合作、引领区域发展、促进国际共赢的理想平台,也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

  陕西省委党校副教授张宏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为地方尤其是我国沿线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陕西省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实现追赶超越,首先必须实现观念和思路的创新。经济方面的追赶超越,必定会涉及两个方面的考量,即量的增长与质的提高,这两个方面既与当前的增长速度相关,也与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相关。我们应该明确发展的初衷是为了什么,是政府政绩还是人民福祉?是追求高速度、优政绩、低消费的增长,还是追求较高增长、高收入、扩消费、转方式、可持续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追赶超越的起点。因此,在观念上要回归初心,即应实现从“求大”到“图强”的转变,实现从“为发展而发展”到“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回归;在发展思路上要聚焦新动能,即重视创新驱动。她进一步分析,创新表现在多个方面,对陕西而言,最主要的是思维创新,思维创新的前提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创新发展模式、方式、业态。信息时代的信息整合能力必将替代资源、要素组合所产生的强大发展效力,农村电商、跨境电商、阿里云等将是实现追赶超越的新路径。因此,欠发达地区的追赶超越,必须注重常规发展与非常规发展相结合,常规发展在短期内能够保证经济稳增长,而非常规发展要以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合作为路径,最高境界是思维创新、信息整合、全球生产、全球销售,为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地方如何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甘肃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范鹏在致辞中指出,自古以来,甘肃的战略地位就非常重要。从自然地理位置上来说,首先,它拱卫中原、守护宁青、保卫疆藏,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纵深区,不仅历史上是,现在是,未来也必然是。其次,它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引导区域,内陆省份通往西域都要经过兰州,都要过河西走廊,是必经之路。再次,它是中华民族的“挡风口”,是生态安全的战略屏障区。甘肃不仅是三大气候区的交汇点,也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汇点,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内陆河流域的交汇点。从文化上来说,陆上丝绸之路在中国总计7000公里,其中,在甘肃就有1655公里,从最东端的庆阳革命老区到最西端的敦煌,处处都闪耀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光辉。比如,敦煌莫高窟、嘉峪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临夏的炳灵寺石窟、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锁阳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文化遗产都与丝绸之路紧密相关。以敦煌为例,敦煌是丝绸之路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结出的硕果。同时,在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1000年间,在敦煌产生了一个三大宗教融合的艺术精品,即敦煌莫高窟,它有近500个洞窟,50000多平方米的壁画,50000卷可读的敦煌卷,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度挖掘,由此也产生了以地域命名的国际化学科——敦煌学。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郝树声从历史角度对甘肃的文化优势和发展方向作了解读与建议。首先,她赞同《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的观点,即世界的全球化实际上早在丝绸之路凿通的时候就开始了,与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只是速度上快与慢的关系。由此出发来解释当下,即可理解“一带一路”建设为什么能够达成与大多数沿线国家的共识。其次,关于甘肃的文化优势,她着重介绍了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三万多枚汉代木简。在这批木简中,有一部分记载的内容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即两汉时期官方派使者,通过敦煌到新疆然后到中亚西亚南亚,与当时的一些民族、部落、国家等政权的首脑往来的记录。因此,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应重视丝绸之路沿线的文物等文化资源,讲好中国的历史故事来重温我们与沿线其他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实现文化相通。具体到甘肃来说,应充分发挥两个国家级文化交流平台(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与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优势,深入开展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使我们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真正为世界所了解,以在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作出更大贡献。

  广西区委党校“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家寿指出,广西区位独特、优势突出,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在汉朝,合浦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通过南流江、北流江、湘江,连接长江,直达北部湾,过南海,一直到非洲、欧洲,形成了一条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广西在国家开放发展大格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广西应充分发挥作为西南经济圈、中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以及沿海、沿江、沿边的特有优势,加快开放发展。其中,关键是要做好“五通”。一是加强政策沟通。在以往区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交流渠道,促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交流,进一步增强广西在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功能与作用。二是推进设施联通。在现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推进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广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功能。三是促进贸易畅通。充分发挥开放平台的作用,积极发展新业态,探索商业新模式,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四是促进资金融通。树立大金融发展理念,实施大金融战略,加快构建“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广西开放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五是促进民心相通。如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加强与各国议会、政党、民间组织的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促进包容发展。

  如何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厦门市委党校副教授谢进指出,由于涉及的国家与地区国情区情差异比较大,“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也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一带一路”建设开启了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对外投资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对外投资方面,2016年我国已经完成了从同时为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向净资本输出国的转变。但与此同时,我国投资者与沿线国家间的投资争端日益增多,成为现阶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目前,解决投资争端最主要的方式是进行国际仲裁。但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条件是争端所涉国家签订过同意将争端提交仲裁的协定。而综观沿线国家,有11个国家未与我国签订投资协定,一旦发生投资争端,我国投资者将无法寻求有效的争端解决方式。为应对这一困难,她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政府应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充足的信息服务,尤其是在地方层面,可结合当地企业走出去的行业、地区等建立相应的信息库。投资争端的发生,很多时候是由于中国企业对于一些规则的不了解,对当地规范、技术要求以及宗教习俗不熟悉,导致成本增加,项目实施困难重重。其次,企业应建立投资风险预警机制,以大量实际数据为基础,及时对数据中存在的风险因子进行评估,使企业得到及时的提醒,从而降低风险、减少损失。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各主体应牢固树立法治思维,积极与沿线国家签订投资协定,要严格按照国际现行的相关法律标准制作协定,避免内容上的粗糙、陈旧,明确责任划分,以法治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海口市委党校副校长陈纯英指出,在当前国际交往中,民间往来的优势越来越凸显。“一带一路”不只是一条经济带或者一条海上通道、一个个投资项目运作的平台,而且是众多城市之间多层次、多维度、多平台编织而成的合作网络,发展友好城市与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之间可以实现互相推进、共同发展。2016年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出,2010至2014年,全国友好城市往来活动共计12897次,涉及人数高达近16万人次之众,为40年前的125倍。从具体交往内容上看,根据现有数据可知,中国城市与国外友好城市在贸易、投资、旅游、政治、能源、科技、环保、体育、文化艺术、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城市建设、教育与人才等14个领域进行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其中,交往最多的政治领域占所有往来活动的20%以上。友好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交往与合作的重要纽带。作为民间交往的重要载体,在友好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对于矛盾分歧要妥善处理,甚至可以搁置争议,合理利用丝路基金与亚投行,拓展合作空间。不仅如此,还应充分发挥友好城市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加强政治互信,密切经济联系和增进文化包容,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扫清障碍。

  增进“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参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平等参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合作治理的新体系。

  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臧学英指出,中东欧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电站、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和较强实力,双方经贸合作的互补性愈益显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前景广阔。对于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以加强我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多元合作,她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议。一是建立多元化的经贸沟通平台,创新贸易合作方式。一方面,应借助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对以往的贸易合作方式进行梳理,创造出符合各国特点的贸易合作的新方式;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提高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在双方贸易合作中的使用频率,特别是在农产品上的应用。二是加强与中东欧国家优势行业的经贸合作,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从商品结构来看,中东欧国家在初级产品方面,特别是农产品等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中国则在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电力、化工机械等装备制造方面与中东欧国家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三是兼顾中东欧各国的发展诉求,实施差异化战略举措。在政策制定方面,中国政府应做好中东欧国家间的协调,不搞“一刀切”,既注重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重要经贸合作伙伴间的合作,又要兼顾其他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诉求,从而实现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的全面发展。四是充分挖掘中东欧各国的文化资源,以民心相通促进人文交流,化解矛盾与分歧。中国应通过广泛地开展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等文化交流形式,通过与中东欧国家互相开展文化节、文化周、电影节、旅游节等活动,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奠定民意基础。

  云南省委党校省情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刘小龙指出,除中东欧国家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已经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和中巴经济走廊一起是优先推进的两个项目。就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对策而言,国家层面是关键,地方层面是重要基础。一是互利共赢,推进双边多边合作。如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四国合作示范区;组建孟中印缅四国联合协调委员会,形成一轨领导下的多轨合作格局,研究推进经济走廊建设的实施方案和行动路线图。二是增进互信,努力消除合作障碍。增进政治互信的重点是改善中印关系,稳定中缅关系,提升中孟关系。这方面国家层面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地方层面特别是云南的角度看,主要应不断加强经济走廊沿线政府间的联系与合作,努力消除经济走廊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障碍。还应特别重视对经济走廊沿线安全因素的研究,对少数民族武装、毒品贩卖、艾滋病、非法移民、恐怖主义活动等因素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客观评价,提出应对方案,把各种障碍减少到最低限度。三是合理规划,尽早确定走廊线路。经济走廊线路的选择应考虑五个方面的因素:从增进互信的角度,绕开边界争议地区;以孟中印缅地区现有贸易往来的运输线路为基础,尽可能经过四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使经济走廊建设的效益最大化;尽可能避开高山和地质复杂地区,减轻施工难度,降低建设成本;兼顾四国各方的意愿和利益,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四是同心协力,西南各省要共同参与。孟中印缅区域合作的涵盖范围应定位于整个西南地区,只有整合西南各省市区的自然资源优势、产业发展优势和科技教育优势,才能真正实现开展孟中印缅区域合作的战略意义,才能使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尽早显现成效。

  (王翠娟 何忠国 熊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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