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1906——1996年)，江苏丹阳人。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1949年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东北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20世纪90年代初出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主持编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著有《孔子评传》《求索集》等。

　　明确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切入点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的“三研究”任务，并特别强调，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好东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的号召引起学界强烈共鸣，匡亚明始终铭记在心。

　　如何系统总结、深入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文化遗产?匡亚明多方求索，明确了这一浩大研究工程的切入点：从思想家研究入手。1982年，匡亚明甫一卸下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重担，即着手撰写《孔子评传》。1983年1月，他专程赴京，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在南京大学设立一个“克尽厥职的小小机构”，叫作“中国思想家研究室”，任务是“有计划地逐步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他特别强调这一研究的时代价值和现实紧迫性，如他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总序中所言：“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高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他担任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着重研究我国各历史时期、各领域、各学科中有杰出成就和卓越贡献的人物，从中遴选260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察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

　　从思想家研究入手，举一反三，窥斑见豹，梳理发展脉络、勾勒亮点精粹，凸显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思路的一个重大突破。而跳出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刻板理解，把更多的实践家、创新者纳入研究对象，则是匡亚明治学视野的重大拓展。匡亚明强调：“过去人们把思想看得太窄，好像只有哲学家才有思想，其他领域的‘家’则谈不上思想。这种理解应该端正过来。纵观历史，凡在文、史、哲、经、政、兵、农、工、医等各学科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代表人物，无不是在该领域中能掌握其特有发展规律的思想家。”匡亚明反对把“思想家”局限在那些皓首穷经、守道释义之人，而主张把卓有建树的实践家、创新者也列为思想家评传的传主，如医学家张仲景、药学家李时珍、农学家贾思勰、工程技术名家沈括等。

　　匡亚明指出，“凡是在各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20世纪90年代初，85岁高龄的匡亚明出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根据新的思路来制定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匡亚明力主把科技古籍的整理、研究作为专门立项的“重中之重”，与文、史、哲等大学科并列。他认为：“在传统文化中探索古代科技的轨迹，必将大大拓宽古籍研究的视野。”

　　力主研究孔子的“三阶段”与“三分法”

　　早在20世纪20年代，青年匡亚明就曾参与新文化运动引发的论战，写过《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和《研究中国古书的意义何在》等文章，并旗帜鲜明地主张：“凡事出于本国人自己之手，好的必须保存发扬，不好的必须排除抛弃;凡事出于外人之手，好的必须吸取学习，坏的必须抵制弃去;这才是复兴中华、繁荣文化的康庄大道。”

　　匡亚明在《孔子评传》后记中谈到，他自己对孔子的评价“先后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先是受章太炎、梁启超等国学大师的影响，全盘肯定孔子学说，后来在邓中夏的启迪下学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开始把继承和改造传统文化与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伟业联系起来。

　　20世纪80年代初，匡亚明得以静下心来，投入他挚爱的传统文化研究。1985年，匡亚明撰写的30万字《孔子评传》付梓出版，他在后记中感慨：“夙愿终于实现，‘否定之否定’的阶段终于有了结果。”反思自己对孔子评价的心路历程，匡亚明力主对孔子思想采用“三分法”评价：“所谓三分法，就是对孔子思想从三个方面加以研究和处理”;“既要对本来面貌的孔子思想中所固有的封建性因素和人民性因素加以区别，又要对人民性因素仅可当作参考借鉴的东西和直接有用的东西加以区别。”这种“三分法”在当时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其意义在于启发人们不仅要注重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性，而且应倡导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仅重视对传统文化研究的价值判断，而且更应注重与时俱进、古为今用，将传统文化的研讨与现代化建设更紧密地结合和统一起来。

　　三度转型不改初心

　　匡亚明的一生先后经历三次转型，青年时代，受恽代英、邓中夏等革命先驱的影响，匡亚明从一个文学青年转而投身革命，虽四次入狱、受尽磨难仍忠贞不渝。第二次转型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初，他主动请缨，出任大学书记和校长，成为共和国第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建树的教育家型校长。1982年，他主动辞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职务以后，立即着手新的转型。他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一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既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更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1996年5月，耄耋之年的匡亚明不顾羸弱之躯，带着业已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50部赴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让与会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感佩赞叹。匡亚明则在致辞中直抒胸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再活十年，让我能够亲自看到这套书出版。”

　　1996年12月16日，匡亚明溘然长逝。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风尘仆仆专程从南京赶到徐州，与丛书作者讨论审稿意见。匡亚明的学生曾经痛惜地说：“匡老是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耗尽了最后的心血。如果不是这套丛书，他的晚年也许会活得更安逸一点，更长久一点;然而，如果不是这套丛书，他的晚年也就不会如此充实，如此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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