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1911—1988年)，原名家麟，福建福州人。1950年起，任厦门大学教授，后任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编。著有《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等。傅衣凌建立了中国高等学府历史系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被誉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奠基者”。1947年他写成《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形态》一文，在我国首次提出手工业中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他创立的研究范式拓宽了传统史学路径，让契约文书、族谱碑刻成为解读中国社会的密码，让沉默的田野开始“说话”。

　　打破藩篱的跨学科视野。傅衣凌的学术基因中刻着“跨界”的烙印。1927年，16岁的傅衣凌在福州第一高级中学就读时，与邓拓等人组织“野草社”，编印《野草》刊物，畅谈时政。乌石山麓的小佛寺常回荡着他们的激辩声，“谈得高兴的时候，有的唱京腔，有的学打拳，大家都忙得不得了”。邓拓家丰富的藏书成为傅衣凌早期学术启蒙的宝库，少年傅衣凌在此遍阅群书，培养了对知识的广博兴趣。

　　这种博闻强记的学风在他大学时代得到强化。从福建学院经济系到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学科转换，并未限制傅衣凌的求知范围。现存的成绩单显示，他同时修习了《经济政策》《西洋哲学史》《中国修辞学》等多个学科的课程。傅衣凌的学术视野从一开始就跨越了传统学科的边界。他既钻研中国传统学术，如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又广泛吸收西方新兴社会科学成果。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期间，他系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种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曾在自述中谈道：“我是为着求知，为着探讨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而研究历史的，无形中，便把我研究中国历史的着眼点引向社会、经济，以及法律、政治诸方面。”

　　重视民间文献的学术实践。1939年，傅衣凌偶然在福建永安黄历乡一间破败的老屋角落，发现了一箱落满灰尘的旧文书。他立即意识到这些民间文献的非凡价值。这些“无人注目”的材料包括从明嘉靖至清光绪年间的土地典当买卖契约、佃约、金钱借贷字据、分家合约以及记录田钱谷出入的流水账簿等。这些被岁月遗忘的民间记录，成了傅衣凌打开中国基层社会经济结构奥秘的“钥匙”。他没有停留在纸面研究，而是在黄历乡居住半年，深入调查这些文书的背景。通过实地探访，他了解到黄历乡冯氏家族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以及“筑堡聚族而居，过着自足自给的生活”的传统模式。这种将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当时中国史学界具有开创性意义。

　　“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傅衣凌常以此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但与传统史学家不同，他将目光投向正史之外的广阔天地：契约、族谱、碑刻、账本乃至民俗传说都成为他解读历史的重要工具。在《治史琐谈》中，傅衣凌写道：“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他特别注重从文学作品中发现历史线索。在阅读谢肇淛《五杂俎》中“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的记载后，他深入搜集明代徽州商人史料，写成了开创性的《明代徽商考》。同样，冯梦龙《醒世恒言》中“钻天洞庭”一词，引导他发现了苏州洞庭商人的重要历史现象。这种从文学细节捕捉历史信息的敏锐，成为他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

　　基于对民间文献和田野调查的深入研究，傅衣凌对中国传统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突破性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论”。傅衣凌指出，中国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政权是因协调社会多种并存的经济因素和阶级矛盾而产生的。他观察到旧时中国社会同时存在“公”和“私”两个系统：一方面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体系;另一方面又有以乡族为代表的基层组织，承担水利建设等公共职能。这种多元结构在财产所有形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发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综合体”。这种复杂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封建社会具有惊人的弹性和韧性。

　　秉持处处留心的治学态度。傅衣凌治学蕴含着独特的精神品格。他一生秉持“处处留心，事事关心”的治学态度。他曾生动地比喻：“你在读书时，风声、雨声，都要声声入耳，事事关心，这样，便会把你所需要的材料跃现于纸上。”这种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使他能够在别人忽视的材料中发现重大研究课题。傅衣凌治学特别注重“自下而上”的视角。他主张从基层社会发现历史真相，强调“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种方法使他的研究具有扎实的经验基础，避免了空泛性。

　　傅衣凌学术生命力的源泉还在于他的国际视野。早在留日时期，他就翻译了苏联学者A.波里耶可夫的《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傅衣凌注重中西社会形态对比，通过对比中国传统的“一田二主”制与欧洲庄园制，他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产权分割对生产力的抑制。傅衣凌受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影响，将民俗学融入经济史研究。例如，他以桃符驱鬼习俗考证民间信仰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并对比英国山柃鞭打牛马的民俗，揭示跨文化仪式中的经济隐喻。与此同时，傅衣凌的学术思想也在国际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953年，日本学者翻译了傅衣凌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这本书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后又传播到美国，影响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研究方法。傅衣凌常叮嘱学生：“到图书馆看书不但要看中国的、历史的，而且要看别的学科的、外国的书籍。”这种广博的学术视野，成为他留给后学的重要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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